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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转向赋予理论“再意义” 威利斯提出“否定神学”或“超神学”，将人类对上帝的情感体认归源于否定主义的“不是什么”。在威利斯看来，上帝的绝对超验属性越过了人类有限的认识界限，而难以为我们普通人类知性、语言所直接界说或阐清，这正如语言的巨型“能指”网络，只有通过不断地否定其“不是什么”，才能获得明确的“所指”一样。这样，否定主义就成了威利斯“否定神学”与后现代主义所共同分享的方法论特征。另一位思想家齐默曼则基于当代伦理与精神文化确立共同根基的需要，吁求思想与文学的“宗教转向”。在他看来，人类生存现实的多样性与文学文化的多元化，常使得人们在面对一些普遍主义与共同性问题时迟疑难定，但“太初有道”先于“太初有言”，抛却普遍性的逻辑诠释学，难以解释人性尊严与伦理审美共同感。这就需要一种“具象化的三位一体诠释学”，它同时统摄本体根基、道成肉身与神圣永存，使人类自我及一切文学创作，同时成为神圣之具象显现与自我证成的基本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脱胎于后现代主义阵营里的理论家，又如何克服理论自身“解构”与“建构”的悖谬？事实上，由解构传统“形而上学—逻辑学—神学”三位一体知识结构的“后现代主义”，到重树信仰与责任、吁求新的“圣灵时代”的“宗教转向”，得益于理论研究方法的内在突破：第一，去除“解构”一语在宗教领域的“污名化”，为诸如“虚无”、“无神”、“反信仰”等“解构”恶称正名。如卡普托所言，“解构”是弥赛亚主义和末世先知精神的呼吁，是对不可能的他者无以言喻的渴望。德里达将“解构”一语内化为自我认同的终极责任，“解构即正义”，它作为一个召唤我们的他者，以一种悬在的方式永恒在场，迫使我们做出回应，而正是这种回应，形成了自我永无终止的责任。第二，重写宗教哲学的主题。超越本体、永恒在场、终极意义、绝对主体等宗教哲学经典论域，经由卡普托的“激进的诠释学”，被移易为一个“缺场的他者”与“从未赠予性”。而正是这一即将到来而又尚未到来、即将获得而又尚未赠予的“他者”，才使其保持了德里达意义上的“奥秘之可能性”，后者作为一种永无完成性与自我证成性，为人类一切行动与文学所永期。 如果说以解构主义为宗旨的后现代主义，其原初目的是要“去意义”的话，那么，蕴含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宗教转向”，显然是要让理论本身“再意义”。统一超验理论与解构理论，使理论本身指向一种“混杂”（Hybrid）的“缺场—在场”，使文学与思想面向人的生存现实敞开，将生活中的某一瞬间铆于文学的永恒节点，将生命中的偶然化为生存的普遍叙事，重新探寻蕴藏在文学与人之生存中的神圣追求与现世关怀，在文学特殊性的多样化叙事中，突显文学的普遍性与神圣关怀，这或许就是“宗教转向”的当下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