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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方法 以阅读型构为文学研究对象，昭示了本内特对文本效果的生产及再生产的重视，也昭示了本内特在研究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维度和政治维度的倚重。 但是本内特的历史维度同样经过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他反对将历史看作绝对可知的既往事实，主张历史是一系列叙事和修辞手法的产物，是一种话语效果，处于一套明确的程序的支配之下，对作为现场事实的过去的维持和改变进行调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本内特终结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滑向了不可知论的深渊，他将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记录和档案中保存的“历史的过去”，另一种是通过各种机制和机构广泛传播的公共历史。虽然史学界的论争总是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引入“历史的过去”之中，但从来不会对“历史的过去”的总体提出怀疑，因为论争会将某些认识作为真理添加进去，将另外一些认识作为谬误排除掉，从而使得“历史的过去”被人们理解。这个不稳定的并永远处于变动中的“历史的过去”是对历史陈述和历史命题进行检验的参照物，“能够对由公共历史领域所组成的历史表征的更宽广的王国进行检查，但是这个程度并不是历史自身所能达到的，而是取决于历史实践与其他的制度语境和话语体制之间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历史就是在这个体制当中被生产出来并且得到流通的。”(24) 当历史被解构之后，历史和文学的关系需要重新建构。那种将历史既作为文学的来源又作为其指涉物的论点，最终只能得出作为来源的历史和作为指涉物的历史不是同一个历史的矛盾结论，因为“历史不再是一个牢固的超文本事实的领域，而应该被看做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不同文本性的领域之间关系的复合体”(25)。因此，本内特用另外一种方式将文学与历史重新关联起来：“对文学文本的分析被并入历史恢复的项目之中，在这里历史是需要被重新获得的——文学在其中被作为一部分而被权力的体制化策略所运用——历史把文学当做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26)本内特绕过了文学与历史的二元本体论关系，将二者作为话语实践的构成因素，既将文学融进历史中，也将历史溶解进文学中，这也就意味着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被本内特当作一个伪命题彻底消解掉了，本内特转向新的理论焦点：文学史。在他看来，文学史“不再是对不同类型的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化的需要而安排给它的那些特殊的任务。相反的，它们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史学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是采用哪些恰当的方式解读文学作品，检查它们在特殊的文学构型之中的运作模式”(27)。 同时，本内特强调文学研究中政治维度的不可或缺性。他所谓的政治不是局限于国家机构、选举或政党政治，而是指权力的运用，包括权力的分配方式、权力场域的建构、权力涉及的社会机制等等，如伊格尔顿所言：“(政治)是指我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它所包括的力量对比关系。”(28)文学研究中的政治维度就是积极介入权力关系领域，因此，本内特虽然批判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但是他坚决捍卫詹姆逊的理论立场：政治视角是构成一切行动和解释的绝对视域，文化首先和根本上是政治的。 本内特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区别于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真正不同不应该在美学问题上，而应该在政治立场上，因为“文学是一个关于文学实践、机制和话语存在条件的场域，它提供了一种将文学从其自身区别开来的认识论方法，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实践的组织特性和文学实践中包含的矛盾冲突”(29)。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是去阐释先验的存在着的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30)，通过对文本的政治环境、不断变化的文本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读者对文本接受情况的分析获得对文学的真正把握。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应该从文学之外的立场出发，摒除哲学美学的概念范畴，将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和实践因素引入文学分析，对文学实践得以进行的社会语境进行考量。 总的来说，本内特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研究视角。一方面，重返政治地带的批评态度和注重历史向量的研究方法，使他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另一方面，对话语理论、解构理论的运用又使他对文学有了更为开放的理解，对文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作出新的探索。但是，本内特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也存在着不小的缺陷: 他在强调文学开放性的同时，却忽视了文学的特殊性，使文学与其他话语实践活动的界限模糊不清; 同时，将文学归结为话语实践能否真正实现本内特所期望的政治批评功能也有待进一步探索。最重要的是，本内特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新与偏离是否走得太远，以至于要越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