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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出机杼，开辟形式的新维度 1907年，王国维发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形式美专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古雅”是王国维读解、改造康德美学的结果，确切地说，它不属于美的形态范畴，也非单指国内学者通常所说的艺术形式美，而是一个涵盖艺术表现、审美接受、艺术形式、艺术家诸领域的功能性概念。 王国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康德的美与实用功利目的无关的思想，将这种美的普遍性质表述为“可爱玩而不可利用”，“古雅”的性质、价值、功能都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必须看到，这里的美不是美的本质，也非美的本源，而指向审美对象的性质。那么这种只能欣赏不关实用的美的性质是什么呢？王国维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的命题，并由此区分了“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第二形式非常明确，就是“古雅”，所谓“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什么是“第一形式”呢？王国维没有明说，但从文章的脉络还是能推断出来的。第一形式的涵义有材质(建筑、雕刻、音乐、绘画的石头、音符、结构、布置等要素)、题材(戏曲、小说里的人物及其遭遇等)、形式规律(对称、变化、调和等)、感性形象(佛祖、圣母玛丽亚的庄严圆满的外貌)。第一形式都属于对象的客观性质，严格地说，尚不是美的形式，第一形式要想成为审美对象、美的形式，有赖于审美情感、审美态度的参与，所谓“材质适于唤起美情”，“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①。这样看来，“古雅”就不能在自然中寻找，而只存在于艺术中，因为“自然但经过第一形式，而艺术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创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②。可以说，王国维抬高“古雅”的独立审美价值，目的是想为包括优美(形式之对称、变化与调和)与宏壮(无形式的形式)在内的形式之美奠定一个最终的基础。细辨之，“古雅”来自艺术家人格学问的深厚修炼所培养的高超表现力(演奏、临摹、用笔使墨等)、醇厚的风格(优美与宏壮出自“表出之雅”)、优雅的情趣(美育普及之津梁)、接受的时间距离(时代不同而判断作品的雅与拙有异)。 “古雅”说的实质是如何看待自然与艺术、天才与人力的关系，问题并不新鲜，但由于王国维将其纳入康德学说架构内，作了独特的阐发，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一学术思路在当时具有开创性。他为那些不是出白天才之手而又在文艺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品的辩护也是别开生面的。“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堪称中国现代美学文艺学形式论的开山命题，倡导美的独立价值和无关乎利害的观念，这在一个以社会功用作为文艺能否存在之圭臬的传统里不啻为惊世骇俗之言。这些都是王国维的功劳。王国维的“古雅”说也有缺陷。首先是举例不当，例如，以书画品评术语“神、韵、气、味”为第二形式；其次，古雅为优美与宏壮不可缺之原质的论断反映了王国维崇雅黜俗的文人趣味，而不全出自对文学艺术史实的归纳。 朱光潜的形式论是在对克罗齐学说的“纠偏”中形成的。他使用的形式有语言形式(文法、逻辑、意象、声音、文字)、民族形式(共同模型加特殊情趣表现的声音节奏)、感性形象、民族形式的构成因素(种类、体裁、法则、技巧)这四种含义，其中第一种最重要。他认为只有构成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反对“形式美有相对独立性”的提法，坚持艺术(诗)的实质和形式是生命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如同人的体和形不可分。当然了，内容和形式究竟如何统一靠的不是类比，而是有足够的学理依据来解决具体问题。 朱光潜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表现”的真正意义。最流行的看法是用在外在后的语言(形式)“翻译”在内在先的情感思想意象(实质)。他立足于行为派心理学，辅之以心理学实验、生理学观察、日常生活经验的证据，在分别分析了思想和语言、情感和语言的关系后得出结论，思想情感和语言同时进展，平行一致，是一个完整连贯的心理反应的三个方面。“表现”有“代表”、“出现”、“症候”三个意思，这样一来，它们之间的关系便不再是引起大量纠纷的实质和形式的关系，而变成了全体和部分的关系，前者总是大于后者，并且有一部分可能不伴随语言。朱光潜做了一个非常精微的区分，进一步为情感思想和语言的连贯一致性寻求学理依据。我认为，这是朱光潜诗论最有创见的见解之一。通常人们认为“表现”和“传达”是两个不同阶段，但照他的看法，实际上，表现阶段已经含有一部分传达，沟通的桥梁就是语言：“单就诗来说，诗在想象阶段就不能离开语言，而语言就是人与人互相传达思想情感的媒介，所以诗不仅是表现，同时也是传达。这表现和传达一样是在内心成就的，所以仍是创造的一部分，仍含有艺术性。”③紧接着，朱光潜又区别了有创造性的“传达”(语言的生展)和无创造性的“记载”(以文字符号记录语言)。要之，以语言媒介为轴心，朱光潜的表现说不但弥补了克罗齐学说的明显偏漏，而且在诗歌领域内言之成理地将传统的实质和形式的关系转换成了情感思想和语言的关系，为艺术(诗)的整一性奠定了颇有现代语言哲学色彩的理论基础。 较之王国维，朱光潜的形式论更明晰精密、更有现代感。其最大特色是为中国现代美学(诗学)注入了十分难得的语言因素。语言是他改造克罗齐的关键。他区分语言和文字，突出语言的自然性和创造性，并给予生理学、心理学解释，可以看作是对维科的诗人语言是真正语言、语言的天然起源说与克罗齐的语言的本性即幻想、是形象的创造性表现等观点的继承和创造性发挥。在朱光潜那里，语言是狭义的，排除了字典文字、口语和心理符号，目的在于强调语言的诗性特征(由情感和思想给予意义和生命的文字组织)，诗的语言、日常语言、哲学科学的语言三分模式与新批评派语言观非常接近；传达媒介的语言观却与克罗齐的语言即表现而非工具论背道而驰。凡此种种都表明，朱光潜的语言观还处在现代语言哲学的门槛前，还没有上升到本体论层次，语言与实在、意义和真理、语言与人的存在等重大问题还没有进入他的思考。此外，诗的语言能否为一般艺术哲学(适用于绘画、建筑、雕刻、音乐、戏剧)的统一性奠定基础，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但无论如何，朱光潜为现代中国形式美学乃至一般美学的建设开辟了一条值得后来者继续探索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