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庄子散文的愤世倾向，还体现在他对宗法伦理观念的否定上。周代政教合一，刑罚与礼乐教化并用，有利于巩固政权、促进当时的社会稳定。然而，无庸讳言，“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也具有一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掩盖了某些更为本质的东西，日渐成为统治者挟制天下、压迫民众的工具。用庄子的话来说，“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徐无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庄子认为那些“圣人之言”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不过是“古人之糟魄”罢了（《天道》）。 庄子省察历史，发现初民之内心本来是极其纯朴的，仁爱皆出乎天性，“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爱人也终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则阳》）。自然而然地爱着，却不自以为是在爱，也不存在“仁”“义”“忠”“孝”等概念。“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马蹄》）；“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骈拇》）。统治者有意识地把伦理道德与专制制度捆绑在一起，使其异化为控制臣民的弋箭、钩饵、网罟、牢笼，造成对人性的扼杀与扭曲。统治者积极倡导礼乐教化，力图让民众变得温良恭顺，消解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及抗争意志。《胠箧》篇中，庄子虚拟了盗跖与其门徒的一段对话：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盗跖在这里所言之“道”，正是儒家学派所极力宣扬之道德；换言之，“圣”、“勇”、“义”、“智”、“仁”适足以成就大盗。真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王权专制时代之恃强凌弱、巧取豪夺、卤莽灭裂，竟然都是在仁义道德等旗号之下，堂而皇之地干出来的[31]。李大钊说“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32]，可为庄文之注脚。 对于历史上“礼相伪也”(《知北遊》)的乖谬现象，庄子亦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与抨击，诸如： 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盗跖》)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外物》） 明明是狡狯之徒窃国，却被支持或默许；明明是被利用、被杀戮，却被赞为合乎君臣之礼、上下之义的“忠臣”。事实上，统治者标榜的礼义忠信，并无固定的评判标准，许多时候只是从私利出发，权为一时之用，缺乏来自现实的公说服力与公信力。 庄子认为“知（智）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上诚好知智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胠箧》）智的运用使得窃国大盗们剥夺民众的办法更加多样化，也更具有欺骗性。《齐物论》篇讲到“狙公赋芧”之事：“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这里貌似在嘲笑猴子不懂名实，实际上是在讽刺狙公，亦即狡猾的统治者——他们常用蒙蔽、愚弄、欺诈的手段，变戏法似地把民众当猴耍[33]。统治者这类“智”的运用也污染了整个社会，使得民伪日滋，“厚貌深情”，而内心却“险于山川”（《列御寇》）。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消耗在人事关系上，“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齐物论》），互相倾轧与伤害，似乎还停留在丛林社会。正是在上述语境下，激于义愤，庄子发出了“绝圣弃知（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胠箧》）的慨叹。 发源于尧舜、又为周公孔子所发扬光大的宗法伦理观念，在庄子看来已经异化为专制统治之护符，成为大乱之本源。他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思考，极为沉痛地预言：“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徐无鬼》）“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公元后的十八世纪，清人戴震仍说着类似的话：“夫仁义何以祸斯民？观近儒之言理，吾不知斯民之受其祸之所终极矣！”[34]“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35]鲁迅先生曾借“狂人”之口说：“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36]凡此，都可以视为对庄子的历史性呼应。 庄子对专制制度及宗法伦理的解构颇具理论上的超越性与颠覆性[37]。在庄子看来，“道”是整个世界的本体，没有比“道”更为根本的事物了。从“道”出发，他呼吁“无以人灭天”（《秋水》），主张顺乎民之常性，这样全社会就能“同于大通”（《大宗师》）。庄子批评仁义忠信等道德观念的终极依据，就是“道”。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说“庄周述道以翱翔”[38]，可谓知本之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