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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谓“庄子者，蒙人也”，唐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13]宋人乃殷商后裔，周武王分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宋，使管叔、蔡叔傅相之，以续殷祀。宋人的遗民意识和历史境遇，春秋战国理性思潮兴起的文化背景，加之受到老子以及史官文化传统中反省精神的影响，使得庄子思想有着较为显著的“异端色彩”[14]。庄子散文的愤世倾向，便与这种异端色彩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对周人所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及伦理道德的怀疑与否定上。 近人王国维有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5]。殷商是一个以商部落为中心的方国联盟，商王并不是天下之主，他只是诸方国之长；至周，周天子则朝诸侯，分职授政，“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16]，呈现出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周王完全拥有并牢牢控制天下的土地所有权，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7]，关市、泽梁山林等都要征税。上自公侯大臣下至普通小吏，都把利禄视为周天子的赏赐。 从文化形态上看，殷商时期巫文化盛行，统治者的行政很大程度上受到神意的支配，带有神治的色彩，“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统治者则“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18]，以尊尊亲亲为特色的宗法伦理文化跃居主导地位，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纳入到某种隶属关系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19]，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名分、地位和角色，并有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形成了一个具有严密等级制度与高效管制手段的社会[20]。春秋战国时代，底层民众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曾有过许多大规模的抗争，使得贵族领主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新兴的地主豪强倡言变革，他们用经济或政治的手段笼络人心，攫取了统治权力。尽管生产关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并未给人们带来期望中的平等、安宁与富足的生活，讲究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仍然渗透于新的制度里，礼乐刑政、典章制度等都未从根本上受到否定或重新估价，政权之更迭不过是以暴易暴，新的统治者还是那样的刚愎、顽固、冷酷、蛮横，士农工商在统治者眼中的意义仅在于“有用”[21]，而非有尊严的“人”。郭沫若先生在论及庄子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时说：“韩、赵、魏、齐都是新兴的国家，是由奴隶王国蜕化出来了的，然而毕竟怎样呢？新的法令成立了，私有权确实是神化了，而受了保障的只是新的统治阶级。……而下层的人民呢？在新的重重束缚里面，依然还是奴隶，而且是奴隶的奴隶。这种经过动荡之后的反省和失望，就是醅酿出庄子的厌世乃至愤世倾向的酵母。”[22]所言甚是。 庄子主要生活在宋王偃的统治之下[23]，自谓“处昏上乱相之间”（《山木》），《列御寇》篇里也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的话。庄子耳闻目睹了种种血腥、残暴、悲惨的景象，他说自己就好比“遊于羿之彀中”（《德充符》），即活动在羿的射程之内，随时都有性命之虞。他幻想能像“神人”“至人”那样，“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而且“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逍遥遊》），“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齐物论》）——这些当是庄子在残酷的现实中不能免于恐惧与匮乏的心理投射，他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种不怕震荡、淡定自若的人格。不过，庄子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凡人而非神人，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社会历史及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 庄子认为“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马蹄》）。“一而不党”，指所有的人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尚未分化出不同的利益团体，也没有上下尊卑之分。“天放”，指符合自然之道的身心自由状态。在庄子看来，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君王与牧圉（贱民）之分，所谓“君道”乃是一种极固陋的观念：“……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齐物论》）“治人”的观念也很成问题。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宥》）郭象注曰：“宥使自在则治，治之则乱也。”[24]谭嗣同谓：“治者，有国之义；在宥者，无国之义。”[25]如果人为地把大多数人置于被管制、被奴役的地位，就会“乱天之经，逆物之情”（《在宥》）。庄子以马的生存状态为例证：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蹄》） 这里描写的伯乐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对马的自然之性的摧残与扼杀。同理，统治者的诸般“经式义度”（《应帝王》），亦是套在民众脖子上的锁链，民众的生命、尊严随时都会受到肆意践踏与伤害。《至乐》篇中庄子虚设与“髑髅”（鬼魂）的对话，以为人活着不免于“生人之累”、“人间之劳”，而“死则无此”，因为死后“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26]——也就是说，骷髅宁可死亡，也不愿意活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27]。 君主对臣民予以自上而下的统治，在庄子看来属于“欺德”（《应帝王》）[28]。从上古史来看，君王之位大都是强人通过杀伐征战得来的，占有后再传给子孙。庄子说：“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天运》）。在庄子看来，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完全是自利性的，他们诛求无厌，总想最大程度地满足其私欲，“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徐无鬼》）；“轻用其国”、“轻用民死”（《人间世》）——真可谓一家享乐万家哭！马克思曾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29]。统治者不受制约的贪欲，必然导致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化；面对民众的反抗，他们常常习惯于滥施刑罚或直接杀戮予以镇压。 庄子基于朴素的悲悯情怀与人道精神，对统治者滥施刑罚极为不满。《则阳》篇写老聃的弟子柏矩吊唁一位被行刑的人，号天而哭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独先离（罹）之”，悲慨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庄子借柏矩之口发议道： 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途）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庄子通过古今“君人者”的对比，斥责当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后面的诘问更是力重千钧，掷地有声，读来有痛快淋漓之感。 庄子最朴素的愿望是让社会回到不分“君子小人”、无所谓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至德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盗跖》）；“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当此之时，帝力何有于我哉？至此，我们当能理解庄子在《逍遥遊》、《齐物论》、《骈拇》等篇中为什么一再强调“无所待”、“遊乎尘垢之外”、“任性命之情”了。庄子最希望摆脱的就是违背人性而又似乎让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君主专制统治（《人间世》）——清人胡文英说“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30]，即庄子较之屈原有着更为深广的忧患意识，应该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