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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说本体的经验论 从经验方面看，古今中外关于“小说是什么”的探讨众说纷纭，概而言之，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小说即愿景论 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小说家略萨说过：没有“幻想”就没有小说。他强调，小说家之所以写小说是为了能够“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由此来看，“愿景论”也即“理想说”。被认为“严肃的”或者说真正有抱负的小说家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出于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愿望而通过文字实现。这个观点的另一种名称就是“浪漫说”。当小说家史铁生在《写作的事》中表示，“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表现”时，他其实并非要想让文学家扮演牧师的角色；而是想强调一种超越安于现状、以物质为人生目标的平庸人生观。史铁生小说观的核心就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关键词：“浪漫”。用他的话说叫做“浪漫永不过时”。[42](P.157)不过我们显然不难看到，此“浪漫”不同于19世纪以来曾经影响世界文坛的、作为“主义”的浪漫派文化思想运动。对这个观点的最大挑战是，在小说史上，人们能够轻易地列出许多成绩斐然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名字，比如巴尔扎克、司汤达、奥斯丁、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但似乎很难举出能与之分庭抗礼的货真价实的浪漫主义小说家。 在传统的欧洲文学史上，法国的雨果虽然一直被视作“浪漫主义文学”的旗手，但他的作品的生命力所在，恰恰正是在长篇巨作《悲惨世界》中对悲惨现实的直观。然而关键在于，这种直观悲惨世界的勇气恰恰取决于背后的浪漫精神提供的信念的力量。比如以人性之美征服历代读者的沈从文名作《边城》。沈从文曾表白，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建立一座类似“希腊小庙”的“理想的建筑”，只不过“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关键是：这个“人性”并非既成的“现实”，而是有待于去“实现”的，一种作为“可能生活”的愿景。这部小说因此而曾被批评为“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所以汪曾祺在分析这部小说的成功时指出：“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意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真实。”但这里的重点显然不在于人皆可见的“现实”，而在于唯独优秀的小说家才能穿过这眼下的现实而“透视”到的一种“理想化”的超现实。用汪曾祺的话讲：“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43](P.100)这些话已把事情说得足够清楚。 由此可见，关于“小说即愿景”论的纠结在于“诗与真”的关系。这也是以小说为主的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中纠缠不清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的焦点。众所周知，文学史上这两大流派在艺术取向上显得大相径庭。强调尊重生活世界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美学坐标是“真实”，就像当代小说家张炜所说：“现实主义作为创作的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了两个字：即‘诗’与‘真’。”[44](P.161)这也正是现实主义艺术大都避开传奇性题材的原因。与此不同，“浪漫主义恰恰既不在题材的选择，也不在准确的真实，而在感受的方式”。[36](P.218)他们的美学理想是拥有崇高之美的伟大。著名法国评论家朗松早已指出：为什么我们的古典作家在某些人看来有点狭隘而平庸？这是因为这些作家只要求绝对的真实。莎士比亚之所以超过他们，就是因为他在作品中除了简单的、肯定的、可以认识的真实以外，还放进了点别的什么东西。[45](P.116)这点所谓“别的什么东西”换言之就是对日常生活中平庸现状的超越。所以张炜的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如果把那种所谓的现实主义奉为经典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因为在艺术中“从真实出发还不够，需要再往前走一步，从真实的生活走到独特的艺术”。[44](P.159)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艺术史上找到对“现实主义方法”的否定。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毛姆曾明确指出：当你回顾以往的艺术，你将不难看出艺术家很少有把现实主义抬得很高的。从艺术史看，他的这番话基本属实。但耐人寻味的是，艺术史中同样并不缺少贴着现实主义标签的优秀作品。尤其是小说领域，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认为，绝大多数够得上“伟大”级别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之作。只是批评家们在给予阐释时都巧妙地注入了浪漫主义元素。比如勃兰兑斯认为巴尔扎克“够称一个浪漫主义者”。[46](P.190)其他还有像狄更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甚至左拉等无不如此。比如在其艺术实践中向来以追求科学自居而最不具有浪漫主义元素的左拉，朗松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尽管左拉在科学方面颇有抱负，但他首先是位浪漫主义作家，他让人想起了雨果。他才能平常但充实，具有想象力。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浪漫主义，这种诗意的力量构成了左拉作品的价值”。[47](P.1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