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如《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作者丹麦学者勃兰兑斯。为了让自己的批评活动与“沙龙文学史”切割开来，他明确表示自己感兴趣的是“尽可能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在人心中产生出来的”。[33](第二册，P.2)他以其“以史为论”的批评实践让我们看到，像那些伟大艺术家一样，勃兰兑斯的批评视野体现着一种深邃的人文意识。通过对那个时代文学风貌的生动展示，他将其批评活动变成了对人类文化思想的鉴别与文化精神的保存。正是这样的特色让几代读者在他的言说和论述中流连忘返。能与他媲美的是英国学者利维斯。他有两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其一，哲学方面的训练会使人成为更好的文学批评家；其二，文学批评的灾难是对基本原理关心得太过分。初看起来，这两句话似乎有点相互冲突，但其实不然。用曾被利维斯的批评之剑击中要害的美国著名批评思想史家韦勒克的话说，利维斯的特点在于“他总是推荐一种纯经验的、注重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34](P.349) 这两位小说“行家”有着共同特点：既知道如何利用学术研究，更知道如何对它置之不理。[35](PP.76－77)这个成功之道归根到底体现了对实践经验的重视。文学史上也因此而有“一切伟大的诗人本来注定了就是批评家”[36](P.565)这样的说法。但盲目地坚持这个立场肯定是危险的。诚然，如同波德莱尔所指出的，狄德罗、歌德、莎士比亚，既是一流作家又是值得钦佩的批评家。但相反的情形也十分普遍。比如，“作为评论家的莫泊桑不免有点平平，而作为艺术家的他却是非常不平凡的”。[37](P.277)亨利·詹姆斯的这句话可谓经验之谈。美国诗人奥登曾经表示：对于作家发表的批评议论听取时应当大打折扣，因为他们“往往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的同行在干什么，甚至比一般人更闭塞”。[38](PP.112－114)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承认，真正的“行家”事实上大都来自优秀小说家的阵营。即使我们对狄德罗“一个作品的最严格的评者应该是作者自己”[39](P.375)这样的说法有所保留，我们也无法对阿诺德这个见解提出异议：华兹华斯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歌德也曾是伟大的批评家之一。[40](P.206)而现代派诗潮伟大的文化英雄波德莱尔作为批评行家的成就更无可置疑，以至于一些学者将他看作是“十九世纪最大的艺术批评家”[36](P.1)。 事实表明，当一个小说家创作上的才干能够有效地转换为批评方面的优势，那么他就能在批评的原野上一马平川地驰骋。这类批评行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属于“大师批评家”。曾几何时，一篇歌德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和一篇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便足以让批评界的天下英雄叹为观止。大师之为大师，在于只有歌德才能在肯定了莎士比亚戏剧独一无二之处后，又进一步指出了其不同凡响的想象力使之更适合文学阅读而不是演出这样的见解；只有屠格涅夫才能够告诉我们：在受人嘲弄的堂·吉诃德与受人敬重的哈姆雷特之间，存在着激情/理性、脱俗/入世、信仰/怀疑等对比。但透过嘲笑中蕴涵的亲近与敬重里潜在的疏远，我们可以意识到在表层/深层结构上隐匿地发生的喜剧/悲剧的对比与对换，以及在这种对换中所意味着的伟大与杰出的区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有“作家的作家”之荣耀的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 自上世纪以来，当越来越多的学院派专家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乔伊斯顶礼膜拜之际，博尔赫斯却“逆流而现”明确表示：虽然自己曾经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最伟大的小说家，但十年后重读却大失所望。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不仅不真实，更要命的是它们都受到主题的约束，是作者概念的产物。至于乔伊斯，他的评价更低，不仅认为被无知的评论家过度推崇的《尤利西斯》是一个失败；而且还认为这位小说家的绝大多数写作都没有多大价值。因为读他的书，我们只能看到人物的细枝末节，却无法认识这些人物本身。[41](P.742)这样的发言或许如同空谷回声，但那些愿意认真思考问题的人，会为这样的洞察力深感敬佩。当然，在时过境迁之后，这样的大师早已无处寻觅，这样的声音似乎也已成绝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重申小说本体论，比起种种书斋学说，来自实践的经验论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