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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作为程式化期待——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与文类(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 陈军 参加讨论

    三、结语
    伊格尔顿曾经评论经典结构主义说:“结构主义是惊人地反历史的:结构主义要求分离出的心灵规律——平行、对立、转换及其他等等——在远离人类历史的具体差别的普遍性层面上活动。从这样一个天神般的高度俯视,所有的心灵都是十分相似的。在阐明一个文学本文的潜在规则系统的特点之后,结构主义者就束手无策了,不知道下一步还该做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既没有要把作品与它所处理的现实联系起来的问题,也不存在将作品联系于使它产生的条件或者研究它的实际读者的问题,因为结构主义的基本姿态就是要把这类现实全部放入括号。”[24]相较之下,不难见出卡勒所谓“结构主义诗学”已经远离经典结构主义的理论要旨,进而主张将文本与社会、其他文本、读者、作者相联系,理论立场发生了从形式主义向历史主义的重大转折。身处此转折之间,乍看之下,卡勒在建构结构主义诗学过程中渗透和显现出来的文类思想稍嫌单薄,然而设若我们联系以往整个文类理论发展史时,卡勒文类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就非同一般,其潜在意义不可小觑。
    第一,卡勒文类思想推动了文类本质从规范说、先验说、虚无说、构成说到功能说的递变。众所周知,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由于强调诸文类“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此等因素[25],加之贺拉斯进一步主张“每种体裁都应该遵守规定的用处”[26],诸文类的丰富内涵是作为对作品的外在制约和规范而存在的,并以此来指导和批评实际写作,这些外在制约和规范每每成为判断某作品是否符合某种文类的标准。经历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时期漫长的围绕文类规范的论争,先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类理论崇尚审美自律,基于审美判断的“主观合目的性”、创作主体“天才”说将文类规范先验化、神秘化;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变本加厉,直接以极端姿态否定了“文类”存在合法性:“就各种艺术作美学的分类那一切企图都是荒谬的。”“讨论艺术分类与系统的书籍若是完全付之一炬,并不是什么损失。”[27]俄国形式主义高举历史诗学大旗开创了现代文类理论发展新纪元,着眼作品内在成分解说构成文类的“主导程序”和“自由程序”之间的历史性演变,文类走进作品内部从而与作品自身融为一体。卡勒以“程式化期待”对文类本质的新定义,将文类角色从曾经的凌驾于诸作品之上,到先验存在于审美主体之中,再到作品内部的存在,发展到接受主体内化的“文学能力”之一,文类角色实现了从作品之上、主体之身、作品之中到读者之身的形式转换。文类此时从规范性角色,从作品之上,经审美主体、作品之中逐渐过渡发展到读者一极,以其功能性类型特征服务于作品意义和审美效果的生成可能性。
    第二,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的建构推动了古典主义文类理论传统的重新在场。经典结构主义“以其对于个性的忽视,对于文学秘密的纯客观的分析方法,以及它与常识的势不两立,使文学成规声名狼藉”[28]。作为对经典结构主义的反动,卡勒建构的结构主义诗学恰恰是间接肯定和高度继承了包括古典主义文类理论在内的“文学成规”的复活与重新在场。正当我们跟随着康德的审美自律、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的程序诗学似乎逐渐淡忘古典主义文类理论之际,卡勒立足读者阅读一极对于作为程式化期待的文类知识的倚重仿佛一夜之间穿越千年——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旗帜的古典主义文类理论悄然出场,并以不可或缺、毋庸置疑的功能效用性成为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体系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石。卡勒或许是不经意之举,而对整个文类理论发展史来说则可谓惊涛拍岸、回响不绝。古典主义文类理论传统并未被先验说的神秘、虚无说的专制而扼杀、湮灭,半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浴火重生,再次证明了其存在合法性。不仅如此,古典主义文类理论的再次出场,作为阅读主体内化的文学能力之一,作为程式化期待,直接表征着对古典主义文类规范性的首肯,直接意味着读者是对古典主义文类理论的全盘接受与消化吸收。
    第三,务必要注意卡勒文类思想对待古典主义文类理论传统过程中的模糊化、简单化倾向。这主要体现为:古典主义文类理论包罗万象,涉及文类内涵、文类界限、文类等级、文类偏长等方面,且歧见蜂起,而卡勒对古典主义文类理论的肯定还只是偏重于文本意义产生的条件选项,主要突出了文类自身的内涵规范层面。问题是文类内涵并非永恒固定,俄国形式主义从主导程序与自由程序的互动性出发对于文类内涵历史发展性阐述的理论资源,卡勒并未明确提及,只是模糊地指出了文类知识传统作为文学能力之一的期待意义,也就是说,卡勒对于文类知识传统自身复杂性、分歧性、历史性等特征至少缺乏足够论说。如此一来,难免对于文学史、文学作品意义阐释的认识产生简单化之嫌。也因此,为举例说明各文类在阅读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各自不同的功能性类型特征,他把喜剧和美好姻缘的团圆结局相联结的同时,直接忽略了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具有团圆结局的悲剧作品的存在。因此产生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悲剧和喜剧两者各自的功能性类型特征究竟何在呢?卡勒均将诸如此类的问题搁置不论,进而也不免影响了其重构结构主义诗学的理论成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面对理想读者的载体,古典主义文类理论传统仓促之间的再出场,其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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