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成像”，即文学生成图像、成为图像，传统诗的意图和现代影像的文学改编是其最靓丽的风景，引发历代学者的持续关注和精彩点评，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源。但是，如果追问文学成像之可能的理据，学术史上却并未留下多少痕迹。对于这一形而上问题的疏漏或漠视，导致相关研究长期在同一层面上打滑。以笔者之见，语言和图像的关系是文学成像之肯綮，由此切入才能使这一研究向纵深展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成像就是“语言而图像”的符号转换，因此，它最重要的理据必然植根在语言中。参照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图说”本来就寄寓在“言说”中，文学成像的语言学理据缘自“语中有象”。 首先是索绪尔的语言学。他将“能指”定义为“音响的形象”（images acoustiques），意谓“音”是语言的物性存在，“象”是声音的心理表征，即“音中有象”。其实，“音中有象”并非语言所独有，自然之音同样如是。例如，我们之所以能辨别风声和雨声、狼吼和虎叫的不同，就在于不同的声音激活了不同的想象，想象不同的自然现象在发生。只是由于自然之音并不像语音那样分节，即德里达所说不过是一些“简单声响”，所以只能表征自然物的存在，而不能指涉此外、复杂的意义。换言之，“象”的存在是我们感受和理解一切声音的基础，因为它是经验的产物，它本身就是经验。就语言而论，语音是语象的物性载体，语象是意义的话语表征；意义蕴藉于语象就像盐在水中，语象对于意义如影随形。 语象作为文学理论术语首见于美国新批评代表人物维姆萨特，意指“一个与其所表示的物体相像的语言符号”在头脑中所形成的“清晰的图画”。这并非指文字的象形性，而是指语象所表征的“所指意”与“所指物”的相像。换言之，“音响的形象”所建构的意义之所以能够被理解，缘自它由语象表征。语象作为语意的表征虽是不可见的，但却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它以“所指物”为参照，二者之间具有相似性。这也是前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图像论”的学理依据：“语言”和“世界”在逻辑序列上具有同型结构，可以用“图像”将二者对应起来。 其次，乔姆斯基在索绪尔之后开创的生成语法理论对此有进一步阐明，即语迹理论假设。语迹理论假设句子成分从一个句法位置转移到另一个句法位置时，会在原来的位置留下一个“语迹”，从而为研究语言和图像的关系新辟了另一路径。如果这一假设被确认，那么，也就意味着“以象表意”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我国学者杨亦鸣教授利用相关电位技术，以汉语话题句为语料，对语迹的神经机制进行了实验研究，证明了语迹的存在及其理论的真实性。这是语言生理机制的重要发现，同时也为20世纪的语言学、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论所反复追问的“语—图”关系提供了生理学证据。关于这一问题的哲学冥思终于有了可靠的参照，不仅佐证了语言和图像同源共生，而且确证了两种表意符号彼此相间——“言说”同时也是一种“图说”，即“语象之说”。毫无疑问，“语迹”作为“语象”的生理学证据，在证明语言生象就是“语象肉身”的同时，也证明了文学成像的内驱力就是语言生象这一内因。换言之，“语象肉身”作为语义所寓居的“话语形体”，它的显现就是语言表意的自我生成；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它的表意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语象活动，语象彰显自身建构了文学成像的内在驱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