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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及其当下意义 现代学者的中古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具体研究方法对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作用之外，在方法论上还有两点重要启示： (一)充分尊重所研究之对象 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深深根植于中古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其取径和特色皆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中来，而非凭空杜撰。例如语境化研究。中古时期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是一个巨大变动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酝酿出的历史精神、政治诉求、生活习俗、士人心态以及文化艺术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时人的逸闻趣事，很多士人的行为言语在今天看来皆属非常可怪之事，然而这些在当时又是普遍存在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语境化的研究去理解和把握时人的思想与心态。 又如群体性研究。世家大族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是中古时期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一个阶层。从士人个体的存在形态着眼，魏晋士人大都分属于各个世家大族，几乎每一位士人背后都立着一个大的家族集团；从士人群体的历史属性着眼，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这一整体又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有特殊地位的“士”阶层。政治地位的保证与经济条件的优厚，使得魏晋世族在文化上形成了独特的趣味，在哲思上充满老庄情怀，在文学上则洋溢着对玄远情趣的追求。嵇康“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15]的人生情趣，陶渊明的恬淡心境都是最好的例证。 再进一层，魏晋时期士阶层的政治地位、文化趣味、社会风尚、文人心态以及学术旨趣虽然在不同朝代会有所不同，但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并未断裂。很多士人一生就经历了多个政权交替，如刘勰，他一生经历了宋齐梁陈整个南朝时期，将他的一生割裂开来置入不同的朝代来研究显然偏颇，而必须给以整体性的关照。更重要的是，这种士人特别是他的家族可以凌驾朝代的更迭而独立存在和长期延续的现象，使魏晋时期的精神血脉、文化趣味、文人心态呈现出一种相通性与传承性，因此，群体性研究就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对所研究对象的充分了解与尊重，使得现代中古文学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并使得中古文学重新获得生机与魅力。在今天的文学、文论研究中，若也能对所研究对象有充分的了解与尊重，或许在理论和方法上就不会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了。 (二)在中西会通中有所创获 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位大家之所以能够建立一套大异于过去的研究方法，与他们的学术视野较前人广阔得多有关。他们既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又在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的特殊时代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理论与方法，从而具有了现代性的学术视野与学术眼光，这是前人所不能及的，这也正是现代学人能够开创现代性学术的关键所在。学通中西的吴宓就道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卓识：“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18]可以说，刘师培、鲁迅、王瑶等现代中古文学研究者正是如此这般的。成长于扬州学派家学影响之下的刘师培于音韵、训诂、经史、文章无一不精，具备传统学术的根柢与素养。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也可看出，如《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一书所引的文献资料之丰富以及逻辑之严密，就是直观的证明。但他亦不排斥西方的思想，反而积极接纳之，并尽快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例如他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就首次使用地理的视角来做说明。就学术方法而论，在近代科学思潮中，中国文学研究逐渐走出传统的评点、感悟式研究方法，开始注重学术方法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因此，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既有传统性方法的承继，又有西方新思想、新方法的尝试。 兼容并包地吸收着中西双方的学理营养，产生了现代中古文学的研究方法。当下的文学文论研究，或许也应该在中西思想的浪潮中打造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既不抱残守缺，也不盲目崇拜，在中西学术营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基点，产生新的研究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