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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验”——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 本文所论之“体验”，即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论之“了解之同情”，近于朱子所谓“涵泳”，亦即我们所说的“体验”：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14] 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是不以今日之眼光、要求去苛求古人，对古人及其文本能够抱着同情的态度去理解，也便是一种尊重古人及其思想的平等对话精神。“所谓‘对话’，就是以平等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对待所要言说的对象，把对象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独立性的发言人，而不是死的文本或可以随意解读的文字。”[5]现代中古文学研究大家如刘师培、鲁迅、王瑶诸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就能够对魏晋时人持此“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此，他们的观察往往入木三分，提出的观点亦多属人所未发。在这里，设身处地的“体验”居于核心位置。 19世纪末期，选学派与桐城派之争甚盛，表面上看是骈散不同之论，实质上则是学术上的汉学家与古文家之争。属于选学派的刘师培对骈文推崇备至，这与他受乡贤阮元的影响以及扬州学派与《昭明文选》之关系有关，但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则反映刘氏对骈文的一种认同与尊重，他曾提出“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6]。在他看来，骈文、韵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不应该被忽视和抛弃，骈文有着独特的美文性质，不能简单地否定与废弃。事实确实如此，骈文并不是死掉的文字，从魏晋时人的骈文韵律中依旧可以读出他们的文采与巧思。后人对骈文的诟病，多集中在批评其虚浮无辞，但刘师培通过对桓范《世要论·赞象篇》与《铭诔篇》等进行研究后指出，早在东汉之时，“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盖文而无实，始于斯时，非惟韵文为然也，即作论著书，亦蹈此失”[6]。因此，他对骈文的优劣得失做了中肯的评断，认为“当时文学之得失，亦以见文章各体，由质趋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者渐矣”[6]。显然刘氏的见解不是由概念得来，而是对文章进行体验与涵泳的产物。 陈寅恪所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说法是在讲一种以体验为核心的读书方法，这与朱子“涵泳”一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涵，沉也。扬雄《方言》曰：‘南楚谓沉为涵。’泳，潜行也”[15]。可知涵泳本意为水中潜行。宋儒则借涵泳一词来表示一种重要的为学方法。朱子谓：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肠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 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沉思，反复涵泳，铢积寸累，久自见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16]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朱熹将涵泳视为一种为学的方法，且不是一般的只求知识或理解书中之意的方法，而是深入书中进行体味、体悟、体察与体认，进而达到一种心灵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获得愉悦与享受。倘若不只将古人或古代文本仅仅看作需要被认识的对象，而是能涵泳其间，走入古人的精神世界，求得与他们心灵上的灵犀相通，便是所谓“神游冥想”的境界了。 刘勰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17]此处之“神”指作文构思之灵明一点之性，“物”则为作家眼中所见之物，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刘勰“神思”这一妙用，将“神”延伸为涵泳古人心灵之间的那一点灵明，将“物”扩展为古人或古代文本，而做一番庄周梦蝶之美梦，也必定有其妙处。刘勰所论也不离“体验”二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