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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遗民作家金俊明生平著述行迹考论(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社会科学辑刊》(沈阳 newdu 参加讨论

    三、行迹心态考
    金俊明以气节著称于时,“余素钦忠节”[68]一句出自顺治初年他为瞿式耜《浩气吟》所作和诗之小序,也道出了他自己一生行在所系。“人生守身惟守节,男子女子同严切。”(《寿袁节母》)[69]这是金俊明始终奉行之价值理念,无论生计多么艰辛,无论面对多少诱惑;尤其是在国变后的30余年里,隐居市井,“二十余年即饥寒交萃,终不向人俛首”[70],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气节和精神品格。金俊明去世后,汪琬因之感慨清初气节之陵替,云:“自有明既亡,吴中好事者亦皆弃去巾服,以隐者自命。当其初,流离患难之中,希风慕义,俨然前代之逸民遗老也。既而天下荡平,苦其饥寒顿踣,有能初终一节老且死牗下不恨者,盖实无几人。”[71]自称其忘年交的尤侗也说:“鼎革之交,竞言高尚,久而饥寒驱迫,改柯易叶者比比,而有独先生杜门不岀,以沉冥终其身。”[72]这一类话语皆于金俊明去世后说出,评价之确实,往往优于生前判断之易虚;尤其是,出自汪琬、尤侗等入清为仕者之口,真诚中当又包含了一种别样的钦敬!
    与很多由明入清的遗民一样,金俊明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弃去巾服,以隐者自命:“乱后隐于市廛,不故蹈湖海以鸣高,殆庾子山所谓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者也。”[73]他并未如徐枋等人一样,遁迹山野,足不入都市,甚至杜绝交往;相反,居住于市井,且交游广泛,几乎带有各色社会标签的人都曾出现在他的视野中。首先,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遗民交往圈,归庄、顾与治、姜垓、杨补、张隽、余怀、杜濬、方南明等都是他的亲密好友。从现存的相关文献看,彼此倡和,互相砥砺,尽道心曲,是他们日常交往的中心内容。如与归庄,二人既为好友,又为儿女亲家(归庄之女为金侃之妻),性格绝不同,但来往十分频繁,友谊格外深厚。面对国变后的不幸现实,归庄选择了积极“抵抗”,多次参与抗清活动:“尝与同县顾文康曾孙端木推官咸正举兵,不济,推官授命,不愧相门子。天逵、天遴被执,石户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后先死于难,石户《哭推官》诗,极沉痛。恒轩行遁得免,书淫墨僻,以佯狂终身。”[74]金俊明则表现得低调而平和,至今没有文献证明他有反清复明的激进之举,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与归庄的默契关系。康熙元年(1662),因女儿病危,归庄前往探望,无限悲伤,即便有“少伯三男无一在,中郎一女又弥留”、“枕上呻吟渐少力,床前呜咽已多人”等无奈抱怨之语,但“知交过爱相存注,宾主含凄强献酬”[75]等话,依然透露出彼此理解之深与相知之切。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其实可隐约感觉到清初遗民社会个体之间一种带有观念契合与集体记忆共享的经验性理解。
    金俊明确实没有表现出对入仕清廷者的有意排斥。不仅与钱谦益一类仕而不仕的文坛领袖保持密切联系,与长期任职于清廷的王士祯、汪琬、尤侗等社会名流亦多有交游唱和;其《墓志铭》即汪琬所作,与王士祯的关系亦繁疏得当,不失分寸。据王诗“花时邓尉梦无聊,十七年来似暮朝。恨不相携风雪里,短篷同系虎山桥”[76],他们的相识相交应在康熙初年,当属年轻的扬州推官遍交江南贤士时期的雅事之一。康熙十年(1671),金俊明手书陶渊明诗寄赠王士祯,次年又以梅花画作相赠,友善亲和之意不言而喻。而王士祯也给予其墨梅之作极高评价:“一幅生绡千载意,也应配食水仙王。”[77]值得一提的还有与前辈文人钱谦益的关系。二人相识更早,这从钱“故国过从意倍亲,天涯北郭昔时人”(《和金孝章,用来韵》)[78]之诗句可以得知。入清后彼此的诗歌唱和似并不很多,至少从《有学集》等诗集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不过金俊明《牧斋诗钞》题词中表达的过度溢美仍见出其对钱氏的热烈尊崇之意:“托旨遥深,龙材宏富,情真而体婉,力原而思沈,音雅而节和,味浓而色丽。”[79]顺治十一年(1654)十月,二人共同参加张奕(绥之)的假我堂诗会,与会者多为遗民之属,如朱鹤龄、归庄等,“秉烛夜谭”之余,“相与恻怆,穷尘留连”,有“贰臣”之前科的钱谦益以宗主之姿态留下了《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可见包括金俊明在内的一众并不计较他的历史“污点”。顺治十八年(1661)金俊明60岁,以《生挽诗》自祭,遍邀和作,钱谦益亦有《题金孝章生挽册》为其做结,并借题抒发了“余生剩兵间,头颅天所私”[81]的惜生乐死之感。显然,政治立场上的相通之处,是二人交往虽不深密而感情并不轻浅的根本原因。钱谦益顺治十一年(1654)和金俊明诗之尾联云:“寒梅破墨欣相赠,笛里南枝蚤放春。”其后小注曰:“孝章诗后画墨梅一枝,意有托也。”如是之饱含期待与心领神会之语,足以证明这种看似普通的交往中蕴含的共同理念与特殊情怀。
    如今已很难洞察金俊明入清后诸多行为的思想细节和情感内容,不过从激切到平和的过程一定经过了心灵的困扰和认知的逐渐转型。初闻一个朝代突然覆亡,他曾惊愤不已,痛苦异常,发出过“大厦俄倾遘百罹,我生如此亦何为”之悲叹。“纲常重如山,外物俱埃尘”(《周节妇诗·甲申十月稿》)[82],是他须臾不曾动摇的人生准则,而“鼎湖倘得攀髯去,不愿人间续命丝”(《甲申午日·时闻国变》)[83]、“好排阊阖相从去,范马诸公得并趋”(《挽许潜忠先生》)[84]一类的期许渴望亦尝盘桓心中,只是最终仍未能如友人许潜忠、黄淳耀等慷慨赴义、以身殉国。他不断感喟“我亦祯朝恩养士,愧君孤往著先鞭”(《挽许潜忠先生》)[85]、“鼎湖龙去黍离离,恸哭人间万事堕”(《夏秋杂感》)[86],愧疚、无助之情溢于言表,彷徨困惑和纠结无奈之情绪时见诸于诗。对于周钟、陈名夏一般名流的觍颜投敌则痛恨不已,强烈谴责:“士穷节义显斯时,名士非真类草靡。厉鬼请先诛此辈,伫伸灵忿不须疑。”“最恨一门忠孝后,忍心偏作下流人。”(《挽许潜忠先生》)[87]作于顺治元年(1644)六月的《夏秋杂感》八首应该比较准确表达了金俊明国变之初的复杂情绪。一方面,怀念故国,哀悼故君,情绪悲痛,另一方面,则对时局之危殆无比焦虑、因报效无门而百般忧伤。如其六:
    惆怅吾生信有涯,忧来端坐满咨嗟。
    横江镇日新鱼丽,在野因风想兔罝。
    老我啼鹃空有血,羡他苌楚更无家。
    十年摩厉凭谁问?夜夜龙光耿剑华。
    一位有心于国事有志于付出的爱国者形象栩栩如生。士穷而节义显,此际应是他经常思考的重要问题,后来则成为他一生的实践理念。汪琬《墓志铭》提及“尝有学使者慕先生名,欲招致之,不可得。因叹曰:清真绝俗,虽古之沈冥不过也”[88]。可见以一生坚持理想是金俊明人格中最具魅力之处,其在清初赢得遗民群体内外的普遍尊重与此关系密切。寄居吴中的后学吴翌凤追述:“国初遗老之有气节者,我吴甚多,尤以徐枋、杨无咎、郑敷教、顾苓、金俊明、徐树丕诸先生为冠。”[89]就是对这种坚持的别样总结。
    有如此选择,一定基于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念,而这显然与金俊明崇祯末年的放弃科举形成了互文。尽管“放弃”本身包含有天命的因素⑥,失望一定是暗含其中不能回避的重要理由,当时乃至之后关于此事的叙述版本都特别撷取这一点,就是一种颇有深意的强调;后来朱用纯又“以昔日奋厉有为之气而抑郁俯首,志固伤已”[90]加以总结,含蓄地道出了那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受伤之深。曾走遍南北、习武娴文的金俊明实际上与晚明时期的很多文人一样,通过“放弃”表达了对社会的失望和对现状的不满。彼时,对个体价值的过分关注与“国家”观念的逐渐淡化很容易成为渐行渐远的两端,晚明文人的字里行间已经开始跳跃闪现相关的要素;改朝换代所促成的时局混乱和价值坐标失衡更易倾斜致个人趣尚的凸起,人生的责任不再集中于治国平天下一种选择,因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而放弃对社会、国家乃至君王的责任,竟衍为改朝换代之际一个几乎司空见惯的事实。文人节操在清初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原因亦应溯源至此。具体到金俊明这一个案,其结点所在便是曾经的“放弃”并未改变他对节操的坚守,而生活方式的选择同样支持了他的信念,并以一种近乎自然本真的形态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出自他本人的话语并不见诸史载,只能从有关的诗歌作品和具体行为中捕捉端倪。作于顺治元年(1644)的《挽许潜忠先生》总共十首绝句,从多个维度思考了易代之际的人生选择和态度,其十云:“几人君父在心中,之死无忘乃至忠。七尺形躯原有尽,千秋风义耿无穷。”(《挽许潜忠先生》)[91]此与其八之“始信人生惟晚节,浮文虚誉总难谩”互相映照,已见出金俊明在涉及人生选择方面的理性认知,而这直接开启了他隐居市井的生活方式。入清以后31年的寻常人生,似乎一切波澜不惊,但从其他遗民诗人的倡和之作中仍透露出金俊明的心灵悸动和思想焦灼,仍可以感受到他的彷徨无奈和精神沉郁。如魏耕《寄金俊明》:“燕子秋飞急,野池莲故红。江山惊岁隔,衰老泣途穷。斫桂怜宵月,缄愁属塞鸿。亲朋如有问,为报耳初聋。”[92]又如董说《寄不寐道人》:
    灯点长明精舍幽,江南鼓角乱边愁。
    奇文偏削睡乡记,佳茗还封不夜侯。
    画壁卧游青嶂小,纸窗听雨绿蕉秋。
    梦华一卷从头录,眼□茫茫禹九州。[93]
    显然,这是一位表面平和而内心激切的金俊明,是一位立足于现实又意欲有所作为的金俊明。直到晚年:“盖已神襟冲漠,兴会萧闲,且多结契于黄冠禅侣,时写怀于诗古文辞及夫书画临摹。要其不言而伤者,盖亦深矣。”这里,朱用纯用“悲愤无聊,或以言见,或不以言见,均之为士不遇,斯何更不幸欤”[94],来揭示极度失望后的金俊明,认为“不言”较“言”而云,或者具有更深刻的不幸含纳其中,实是一位大解人。金俊明后来支持长子金上震参加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武举考试,并担任千总一职,或者就是出于一种不得已而认可之的生存策略的思考。
    无论如何,金俊明以春草闲房为中心确立了隐居市井的生活方式。校书、卖画、教书,都是他的日常生活。与大多数遗民一样,复明日渐无望后,他也不再单纯地系于“一姓之兴亡”之念,而以民族文化之存亡继绝为己任。昔日的奋厉有为之气日益内敛,进而凝结为悲怆之痕、郁勃之气,但保持节义始终未能逸出金俊明的日常视野,并以低昂的、活泼的生命元素生长着、存在着,既为时人属意,也为那段历史注入了鲜活的细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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