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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要想创新，不能不关注文学创作的变化和文学接受的变化。关注并不等于对于新发生的现象的全盘肯定，而是紧紧追踪，客观地分析，然后作出判断，提出超越前人的新鲜见解。理论应该研究各种文学现象，而不是限于某一两类；文学史应该论述各类作家作品，不应只限于著者认为的优秀者，更不应该只是研究某一流派。这里当然说的是理论和史的整体，不是某一位学者的研究范围。对于单个研究者来说，他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与他想要提倡什么，也是两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圈文学理论的整体，如果长期专注于某一种两种文学现象(比如现实主义，比如所谓雅文学)，忽视其他(比如现代诸流派，比如俗文学)，则其理论很难避免偏颇狭隘。文学研究者首先是欣赏者，会有自己个人的审美趣味，作为欣赏者偏爱某一类题材、体裁、风格的作品，也在情理之中；作为研究者，就不能不考虑所研究的每部文学作品、每类艺术风格的社会认同度。臧克家谈到，毛泽东虽然不愿看白话诗，但提倡写白话诗；林克回忆：毛泽东曾说，让我看白话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⑨毛泽东给《诗刊》的信中则是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他把个人的趣味与对文学创作和接受的整体判断明确地分开来。至于专业的文艺理论研究者，不论其个人艺术趣味如何，对于数量庞大的社会大众喜爱的风格、类型，最好是知道这种时时变化中的情况的存在，并且对于有人长期关注、认真研究大众审美接受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早在1935年，本雅明就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提出，复制技术的发展改造了艺术作品的影响模式，从而影响到了艺术的本质特性。他在那篇打开理论新路的文章末尾说，当时有的理论家“紧抓住电影的肤浅性不放”，对摄影是否是一门艺术作了许多“无谓的探讨”，那些人指责大众以看电影作为“根本不要求全神贯注”、“不要以理解力为前提”的“打发时间的活动”，“没有点燃人心灵的火焰”，却不去考察摄影、电影是否使“艺术的整个特质”发生改变。他说，这些人的指责、评论，“纯属陈词滥调”。他的“大众是母体，当今对待艺术作品的各种传统行为都从此生发。量已经突变为质，参与群众的激增引起了参与方式的变化”的论断，“在消遣中接受——这在所有艺术领域中都越来越受到注目”的论断，在文学艺术生产被纳入文化产业机制的今天，更加显示出预见性。将近80年过去了，现代传播技术使大众的文学艺术接受发生了远远超过本雅明时代的变化，文学艺术的性质、特征有没有变化，有怎样的变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怎样应对这种变化，是不应回避的研究课题。研究者的职责不是指责大众的肤浅，而是探寻文学满足大众娱乐消遣的正当需要的同时，提升作品思想和审美价值的创新之途。 人们常说的“通俗文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通俗主要是就其形式的易于接受而言。通俗文学包含许多不同层次，有深入浅出、思想内涵很深刻的，雅俗共赏，成为了经典，也有浅俗、低俗的，还有恶俗的。文学写作与文化商业发生联系之后，浅俗作品的大量产生难以避免，它们满足社会较低层次的审美需求，也自可有其认识的和教育的作用，不必也无法禁绝。低俗作品有消极作用，恶俗作品诲淫诲盗，则必须明确反对。对于浅俗、低俗的作品，乃至对于恶俗的作品，都可以也应该作为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对象，对之也应该作全面的科学的分析，有些文学研究大家正是这样做的。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指点一个研究《平妖传》的美国女博士生，说它是明代最好的一部小说；又和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谈《肉蒲团》，说它最成功的地方是文字简洁流畅，隽永风趣，自有其严肃的一面。⑩这些自是钱先生的一家之言，但他作为严肃学者眼界的宽阔，足以引发我们认真思考。鲁迅曾用心访求《何典》，刘半农校点出版，使他“很喜欢”。毛泽东在40年代初特地派人送给两个儿子阅读的不算太多的书里，就有《何典》、《兰花梦奇传》、《峨嵋剑侠传》、《小五义》和《续小五义》、《薛刚反唐》、《侠义江湖》等等为诸种文学史所忽略的作品(11)。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清之人情小说”和“清之狭邪小说”两篇里，评述了不少二三流的小说，这给力求全面、避免单一的文学史的写法树立了一个坐标。鲁迅认为，研究有害的文学作品是学者的职责之一，他说：“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地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文学批评家要造起这样的铁栅栏，不能不细读精研就下结论，不能不实事求是地作冷静全面的科学分析。鲁迅谈到文学翻译时又说：“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主张的做法是“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也适用于对待一部分低俗、恶俗作品的态度，与钱钟书肯定《肉蒲团》的某些可取之处一致。文艺理论研究文学，不是仅仅研究成功之作，多年以来，我们的大量的文学史，成为单纯的优秀文学的历史。其实，对于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一无所知，对明末清初一些风月小说一无所知，很难对《红楼梦》的出现及其创新有深入的认识。我国古代的史书，既为作者尊崇的明君、忠臣、循吏立传，也为作者贬责的昏君、奸臣、酷吏立传。刘知几《史通》提出“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是否可以设想，也有这样的文学史，它用相当的篇幅有选择地介绍评述低俗的、恶俗的、有害的作品，给以有说服力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阐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李、熊两位文章中提到“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化”、“异质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我想，他们的本意是在维护文学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那无疑是应该大力肯定的。不过，讨论文学艺术，我觉得慎将“异己”、“异质”一概作为排斥对象为妥。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是现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国许多学者从诸多学科视角研究开放时代异质文化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绩，这是我们略微涉猎近一二十年来的学术出版物和期刊就不难看到的。对本土的主流文化的选择改造能力、消化容纳能力怀有信心，既不要见异思从、见异思迁，也用不着见异思堵、见异思斥。总之，关注多种文学现象，研究者胸襟开阔，文艺理论立足于宽广的实践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更加牢靠，理论更能得到发展与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