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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需要指出的是，“梁筑室，何以南?梁何北”中所透露出来的“南”、“北”方位也与汉代人的生死观念有关。汉代人普遍相信人死后会化为鬼，并主要对生人世界产生负面作用(16)。故而汉代人对于死者的最大期望，就是他们能够安于地下，不返回阳世来干扰人间生活。即使对待死去的至亲至爱也是如此。《后汉书·方术列传·蓟子训传》载蓟子训： 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堕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我儿，乞不用复见也。”(17) 这正是极好的例子。故而死生异路、阴阳别气乃是汉代墓葬文书的核心主题(18)。在这些文书中，就有以南、北两个方位分别象征阳世、阴间，强调生人往南、死人往北的表述。其中以《熹平元年陈叔敬解除瓶乙券》最为明确： 熹平元年十二月四日甲申，为陈初[一作“叔”]敬等、立塚基之(根)。为生人除殃、为死人解适。告西塚公伯、地下两千石、仓林君、武夷王。生人上就阳，死人下归阴。生人上就高台、死人(深)自藏。生人南、死人北。生死各自异路。急急如律令。善者陈氏吉昌，恶者五(精)自受其殃。急。(19) 这篇解除文的核心主题是“为生人除殃、为死人解适”，故而反复强调生人和死人当异路而行。其中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生、死两个世界被转化为南、北两个方位，生人应该前往南方，死人则应该前往北方(20)。与之相应的是，在汉代的镇墓文中，死人世界也是由北方之神管理，如1970年、1979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东汉镇墓瓶上分别有“黄神北斗，谨为[王]族之家后□……”、“黄神北斗，主为葬者阿丘镇解诸咎殃”及“黄神北斗，主为葬者睢方镇解诸殃咎”之语，这都是以“黄神北斗”作为“葬者”的主管之神。这应该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21)。这种信仰一直影响到后世，如敦煌佛爷庙湾出土西凉墓葬M1：33陶罐上就有“青乌子告北辰，诏令死者自受其殃罚”之语(22)。可见早在汉代，南、北两个方位就可以作为生、死两个世界的象征，而且影响深远。结合《战城南》的生死主题背景，其中“何以南?梁何北”的方位描述，很可能与此种观念有关。 再次需要指出的是，曲辞中关于水上过桥、南北过渡的表达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背景，而且也与生死主题相关。如上所述，汉代墓葬画像中关于从水上过桥进入阴间世界的表达，主要以渭水及渭桥作为象征。值得格外注意的是，这一象征根源于现实背景。关于这一点，巫鸿在对古长安城作考察时已经发现： 作为国君之所居的这种新型国都含有两个并列的中心：皇帝的宫殿和帝王陵墓。这种二元结构在高祖时期的长安已经出现：宫殿[以及大市、武库和太仓]坐落在渭河以南，与生相关；陵墓建在渭河以北，与死相关。(23) 陈亮也指出：“长安城皇家送葬的行列都是出北门，过渭河，送往渭河北边的皇家墓地。”(24)显然，死者离开阳间前往地府的过程，在现实中就直观地转化为由渭河之南向渭河之北的方向过渡，渭桥则是实现这一转化的标志性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墓中不止一次发现‘渭桥’或‘渭水桥’图像的原因”(25)。换言之，生人世界与死人世界以渭河以南、渭河以北两个方位的形式得到直观呈现。汉代墓葬主题中关于死者进入阴间过程的想象，无论是水上过桥还是南北过渡，很可能都根源于渭水及渭桥所展示出来的现实背景。这也可能是《熹平元年陈叔敬解除瓶乙券》中“生人南、死人北”的现实依据。因此，综合而言，《战城南》曲辞中从水上过桥以及南北过渡的表述，都很可能与此有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禾黍而获君何食”一句也与汉代的生死观念有关。按此句既述“禾黍而获”，又问“君何食”，其义难解，故后世一般校改为“禾黍不获君何食”(26)。此种校改并无依据。此句所述内容也是源于汉代对于阴间世界的想象。汉代人普遍认为，死人在阴间的生活与阳世类似，仍然有饮食方面的需求。这些饮食主要是由生人向死者供奉。《论衡·薄葬篇》载： 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27) “多藏食物以歆精魂”正是向死者供奉食物之义。故而生人在祭祀、奉养亡灵时，向亡灵及其随从提供“太(大)仓”以供饮食也是汉代墓葬画像及石刻题记中的重要主题，并且往往特别予以说明。上文所引苍山汉墓石刻题记就特地交代：“其当饮食，就夫[太]仓，饮江海。”(28)陈直在考释望都汉墓题字时就指出东汉壁画石刻中有五处“皆食太仓”的题字(29)。此外，1968年山东曲阜出土《曲阜徐家村画像石题记》载：“[延]熹元年十月三日始作此臧堂……此臧中车马延□，龙虵虎牛皆食大仓。”(30)1980年山东嘉祥出土《安国祠堂题记》载：“阳遂富贵，此中人马，皆食大仓，饮其江海。”(31)由此可见，汉代人普遍相信生人应该为死者安排、供奉饮食，否则亡灵难免饥饿之苦(32)。《战城南》中，因为“客”是“野死谅不葬”，即使“禾黍而获”也不会有人供奉，故而有“君何食”一问。这其实是一种更为深沉的悲痛。 综合上述，《战城南》曲辞中，从“水深激激”至“禾黍而获君何食”，其所述内容均与汉代的生死观念有关，而曲辞的其他部分也是非常明确地叙述了死亡主题。这足以说明《战城南》整首曲辞皆着力于表现死亡主题，前人的种种比附并不可靠。 但“梁筑室，何以南?梁何北”数句的意旨仍然令人困惑。本来是叙述死者从桥上渡河进入阴间世界的过程，为何要提及在桥上筑室?建桥本是为了贯通阻碍，为何又要在其上筑造阻断南北通行的“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要从现实生活中的类似现象说起。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前人多认为在桥上筑室不合情理，故而“梁筑室”应该主要是取象征意义，但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在桥上筑造房屋或宫室并不悖于生活情理。户仓英美指出，宋代《清明上河图》、元代《马可波罗行纪》中均有在桥上建屋的描述，在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中国湖南省的凤凰古城中，现在还有桥上的商店吸引着很多顾客(33)。其实这种于桥上筑室的建筑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只是很少被人关注。2001年，考古人员在四川成都金沙村金沙遗址中发现了西汉的木制廊桥遗址，“整体廊桥建筑由桥两端河床上的桥台、基础的桥柱、水上的桥面、承桥面的桥梁及桥上的廊房构成”(34)。2009年3月成都盐市口又发掘出一座与之结构完全相同的汉代木制廊桥(35)。朱永春、刘杰讨论了各种文献记载中桥上架屋的情况(36)。另外，《后汉书·岑彭列传》载： (建武)九年，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击破冯骏及田鸿、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攒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37) 这里的斗楼与浮桥一起横于江水之中，很可能是依托于浮桥而建。由此可见，《战城南》中的“梁筑室”带有非常强烈的写实成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