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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述三种思考，都是从文学与政治之间内容的相通性上为两者关联做分析的，有一定的说服力。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文学的独特性，并从这个独特性出发来认识它与政治的关系，极有可能在违背文学属性的情况下，打着文学必须与政治结合的旗号，给予政治从内容角度强劲介入文学的机会，从而伤害文学创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庸俗社会学批评就执行了内容分析路线，提出崇高的内容要求，迫使文学为政治服务。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偏颇。我们应该从文学的基本属性出发，在完全尊重这一属性的前提下，联结政治，并通过这种联结，扩大文学的表现领域，作用于政治的良性发展。实际上，当文学在政治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堂堂正正地进行自己的自由驰骋的时候，文学就变得软弱无能，失去了真正作用于政治的旺盛生命力。 笔者认为，应当寻找到一个既能说明文学的基本属性、也能说明政治的基本属性的那个关联点，这样建立的两者关联才不是枝节的、部分的、外在的，而能够是根本的、整体的、内在的。这样的关联应当具有本体性，即这个本体既能成为文学的本体，也能成为政治的本体，但同时必须给予文学以最大的自由去表现政治、提升政治，与政治一起共赴人生的美好前景。 这个本体是什么呢？就是想象。提出“文学想象政治”这个命题，就是认为文学与政治都是人类的一种想象活动，其核心就是围绕着追求人的美好生活这个目标而展开，离开这个根本的目标，文学的想象会枯萎，政治的想象也会终结。诚如钱谷融先生所说：“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9］ 文学的起点和最终归属，都是以人为本的，即为人类谋求美好生活、期望人类更好地活着。政治同样如此，“它承诺人们可以选择和替换通往未来的路径”［10］。 在那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 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予以合理解答，才能让人理解“文学想象政治”这个命题。 第一，会不会重犯政治吃掉文学特性的老病？不会。将文学与政治之间设定为一种想象关系，就是意在恢复文学的独立与自由，即文学用自身拥有的想象去与政治关联，在文学想象中政治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而非政治以其强力的面貌出现在文学面前，让文学俯首称臣，那当然没有了文学的独立性。因此，“想象政治”就是赋予文学以主体地位，文学在与政治结合时，完全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在这种结合中，文学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出来的原因还在于文学是与政治理念结合的，而非和具体的政治体制、政策措施结合的。政治这个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即政治理念层、政治制度层与政策措施层。政治理念是制约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是制约政策措施的。政治理念代表了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构想，不同的政治理念代表了不同的构想。但整体上说，政治理念具有抽象性、终极性与理想性，其与政治制度、政策措施之间具有等级的差异，唯有政治理念才是最美好的。所以，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其实是与政治理念层的结合，这一结合使其具有了超越政治制度与政策措施的功能。因此，“想象政治”不会像工具论那样要求文学为具体的政治措施服务，不会成为依附性的工具。过去提倡工具论的文学政治观，会导致文学失去独立性；现在提倡“想象政治”的文学政治观，完全保持了文学的独立性，让文学能够以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影响于具体的政策措施，乃至影响一定的政治制度，从而丰富政治理念的内涵，永远追求那个平等、自由、民主的未来社会。 第二，用想象来界定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不会具有唯心论的嫌疑吗？这在主张实践论的人们看来，大概是肯定的。但我们认为，想象不仅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更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强调想象的作用，其实就是强调实践的作用，并且丰富了实践的活动。我们曾经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推演一切命题，结果，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受制于社会存在；想象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同样受制于社会存在。但是，这样的来源式解释，是一种共约性的解释，不能区别同处于社会意识中的文学、伦理、心理、宗教、哲学等相互间的特殊性。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解释方式中，是不知道文学的特性的。如强调文学来源于生活，这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一种哲学观，只说明了文学与生活有关联，不能说明文学创作为什么会成功。一个拥有广泛生活阅历的人，可能不是一个作家，根本不会创作；而一个阅历较少，但想象力与表现力丰富的人，可能是一位极高明的作家。谁人没有生活阅历？因此，使作家成为作家的不是生活，是作家的建立在想象力之上的审美能力。所以，寻找到那个制约了作家创作的真正能力，恐怕是比一般性肯定实践对于所有意识活动的制约性更重要。 笔者认为，想象作为人类的一种原动力，是实践的一种构成要素，而非只是实践的产物。这就是说，所有的实践活动并非只是简单的物质劳动生产，而是包含了想象力在内的劳动生产过程的。我们知道，人比其它动物优越的是用双手使用工具，可如何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却包含了想象力，否则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人用锋利的工具砍削，用圆形的工具移动，用接长的棍棒采摘树上果子，都是在使用相关工具之初就包含了想象。尤其是接长棍棒，绝对要在想象力的作用下推演工具的作用，才产生了接长棍棒的冲动与技艺。人类通过想象进行实践创造，人类也会通过想象设想他们想过的未来生活，而这正是产生文学与政治想象的基础。所以可以说，强调文学用想象的方式与政治结合，这是在强调人类最初的活动中就有想象这样一种主体能力。想象的本体性正是文学与政治之间想象结合的根本所在。文学想象政治时难免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甚至不免会有一些虚妄，但这仍然是在张扬与肯定人的主体能力，发挥这种主体力量的想象论的文学政治观，难道不是值得肯定的吗？它哪里是什么唯心论，它是尊重实践的一种存在现象。 第三，“文学想象政治”具备阐释文学史复杂现象的能力，使其成为可以实施的批评标准。如鲁迅就曾专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性，共有三点看法：其一，文艺与政治时时处于冲突中，但“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1］115。其二，政治家与文艺家又是不同的，“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所以，政治家必然地会排斥文艺家，“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1］116其三，在革命中，文艺与政治往往是统一的，互相助成。但在革命后，却发生冲突，如“苏俄革命之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1］121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文艺与政治会从最初的同一，走向最终的分离与对抗呢？原因就在于文学是在想象政治，它眼中的新政治代表了美好生活。可事实上，文学永远不安于现状，而政治则在保持一段时间的想象并获得成功后，就停止想象并转而压迫想象了。所以，在革命前与革命中，政治愿与文学结盟；而在革命后，则不愿与文学平起平坐了，它害怕文学的永不停止的批判。这就是“理想和现实不一致”，“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12］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差别在于：文学永远想象，永远做梦；而政治主要是利用想象达到目的，此后它就抛弃想象。鲁迅提出的这个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合与分，是可以用“文学想象政治”来加阐释的。实际上，文学史上那些成功的描写政治活动的作品，都可用“文学想象政治”这个标准来加以评价。笔者认为，用“文学想象政治”，足以阐释文学与政治之间这种既关联又区别的复杂事实，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从而使得文学永远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社会政治建设。 不管怎么说，否定文学与政治之间有关系，是不真实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才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并通过这种发展有效地作用于政治，从而达到文学与政治的良性关联与良性发展。笔者提出的“文学想象政治”具有这个功能，其中的想象不仅是一种原发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主体能力，也是一种创作上的思维能力；同时，它的展开并寻求具体表现，还是与形式结合的技巧能力；更进一步看，它还是读者介入作品、参与创造作品的审美方式。所以，整体地看，想象参与了文学的发生、创作与接受的全过程，因而，由它来承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中介关联，是一个合格的具有本体性的审美中介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