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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小说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揭示了当前进城人群中的问题打工者。打工者变丑变坏，并非本质化叙事。他们并非天生如此，而是环境使然。大桂的改变，一方面是小桂的调教，更重要的是出于与老伍竞争的利益需要。打工者与官员、商人一样，也是人；打工场与官场、职场一样，也是名利场。这个观念在小说《北京上午九点钟》中表达得更充分。 如果说，《金融街郊路》《第十九层》两部小说叙述了进城打工者由漂泊到立足、由好变坏、由纯洁变复杂的“善良农民消亡史”，那么《北》便是打工者进城立足之后，深层城市生活介入史。为此，小说采用了巧妙的设计，打工者二泉有了一个当官的哥哥做靠山。这个设计表达了另一个现实观照，即打工者并非全部无根无脉。这显示了王昕朋观察复杂现实的独特眼光。二泉一露面就是一个动机不纯、态度不端的问题打工者典型。他进城不是想通过劳动致富，而是抱着守株待兔、靠关系吃饭的腐朽思想，难怪他对帮衬他的哥哥还横加指责：“我抛家别子来北京是挣钱的。你当着处长，住着宽敞的三房一厅，开着几十万的小轿车……”他在大门保安小平头的调教下，在与烟酒店老板的交道中，学会了待价而沽、见机行事。小说在呈现二泉道德污点的同时，以进城打工者的视角，介入到比停车收费、楼道清洁、生活垃圾等更深一层的生活，那就是高档小区隐秘的食物链。此废品不同于彼废品，出自官员家庭的那些来历不明、用意暧昧的过剩高档礼品，就成为二泉废品收入的重要内容。一个存在于无名送礼者、小区官员、大门保安、废品收购者、烟酒店老板之间的秘密食物链浮现出来。大泉告诫二泉，“把司局处干部扔掉的东西当垃圾弄出去再处理”，“不允许胡说八道，也不允许到处打听”，这个告诫相当于隐私垃圾处理工作守则。比起现实生活中动辄上百亿、千亿的巨贪大老虎来说，这点残羹剩炙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对于进城打工者来讲，这些亲眼所见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包含的城市隐秘之巨大，足够令人震惊。更何况，二泉还发现了夹杂在废品中的小雪私人照片，直到他明白了当处长的哥哥包养情人小雪的秘密。《金融街郊路》是奥迪车主和他的小情人，到《第十九层》则升级为大桂与韩总的暧昧关系。三部小说以打工者视角介入城市深层生活的力度，层层升级。 王昕朋这个新进城叙事系列一石二鸟，一方面聚焦于进城打工者的道德问题，这是作者的视点，一方面又以打工者的眼光，来揭秘城市深层生活和权力的运作。停车收费权、楼道废物处理权、高档小区进门收废品权，这些打工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他们手中的权力，只不过是城里人看不上眼的权力罢了。这些权力的运行和更高级的权力运行联系在一起。大桂处理办公室废品权，和公司韩副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进而又联系到公司更多的权力者：新来的裴副总、老好人张副总、马总的蒋秘书。小说《第十九层》有两处地方令人玩味，一是“新电话表里增加了公司新来的一位副总经理，让刘大桂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最后一行写着：保洁员刘大桂”。一是“公司行政后勤会议通知她参加”。外来者成了内部人，保洁工成为公司一员，这身份转变背后透着某种历史真实。在这一新的叙事中，跟权力调情的不再是女秘书、女明星之类的二奶、情人等定型化形象，而是一个无根的进城打工者。小说结尾，刘大桂通过撒泼耍刁，强占了待她如姐妹的胖姐的房子，彻底完成了由乡下到城里、由弱势到强势、由好变坏的道德转变。完全丑陋不堪。而这正是城市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 王昕朋揭示进城打工者的道德问题，实在是个冒险的尝试，或许会受到立场和情感的质疑。但我认为要全面理解王昕朋的进城叙事。在此之前，王昕朋一直站在同情打工者的立场上观察和书写这一社会群体，如《红宝马》《红夹克》《红宝石》等“红”系列小说，充满了对这一群体的关爱。因此，一年多来这个新进城叙事系列，与其说直面丑陋的问题打工者，不如说触及了城市化进程中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显示了一位秉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写作伦理。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迫切希望城市中新老市民增进理解、加快文化融合、和谐相处的愿望。随着大城市接纳外来人口力度的逐渐加大，比如暂住证制度、移民子女高考制度，甚至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进城打工群体的利益期待也逐步提升。打工者不仅仅要赚钱，还有更深层面的利益诉求，势必介入更深层的城市生活，利益调整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理应得到相应的利益回报。我认为，这三部作品正是这一利益诉求的委婉的历史表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三部作品显示了进城叙事的复杂性和新的眼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