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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城市化，乡下人怎么被城市化？常说进城打工者，送快递的、看大门的、停车收费的，打交道不过5分钟，又有多深的了解？ 作家王昕朋近一年多来的三部中篇：《金融街郊路》（《北京文学》2016年9期），《第十九层》（《特区文学》2016年5期），《北京上午九点钟》（《芙蓉》2017年1期），都是有关进城打工者，是对这一群体的新叙事、新理解，初步呈现了一种新的进城叙事。《金融街郊路》写农民进城当停车场收费员，《第十九层》写高楼大公司里的保洁工，《北京上午九点钟》写高档小区收废品的破烂王。三个行当都是人们最常见的进城打工职业。 之所以说新理解、新叙事，首先是因为这三部作品提供了进城打工者的另外一面，有别于以往其他进城叙事。上个世纪80年代的陈奂生进城，那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有一种乡村遭遇现代城市的震惊体验，有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强烈的进取精神，洋溢着喜剧意识。而本世纪初《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看不见的城市》等进城叙事，具有更多艰难困苦和悲剧色彩，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涂自强和天岫，最后都死掉了。与此不同，王昕朋这三部中篇构成的进城叙事，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而是持一种客观呈现态度，不美化、不嘲讽，冷静道来，颇有社会剖析小说的况味。常见的进城叙事中打工者打拼的问题、生存的问题都涉及到了，但不是重点。小说重点在于这些人物的道德观念，说得更直接一点，是道德观念中的瑕疵、丑陋的部分。三部作品的三个进城打工者，两个大桂，一个二泉，应当说是陈奂生们的孩子辈。他们不同于陈奂生、涂自强、天岫的善良、忍耐和刻苦，而是精明势利，甚至强悍，长于与城里人周旋，处处使小心眼儿，经常钻人际的空子，成为当代文学进城叙事中新的人物形象。 刘大桂是《金融街郊路》《第十九层》的贯穿性人物，两部小说有很明显的连续性。《金融街郊路》中刘大桂是停车场收费员，主要的戏份是与男收费员老伍、妹妹小桂以及车主之间勾心斗角。小说中打酱油的胖姐成为《第十九层》中与大桂演对手戏的重要人物。两部小说连缀起来，就呈现了大桂进城以后的戏剧性转变。在《金融街郊路》中，刘大桂是一个相对诚实、不敢瞒着老板往自己腰包里装钱的农民菜鸟，在小桂的调教和与老伍的竞争中，逐步转变为一个能够随机应变、看人下菜的熟练工。对胖姐赠衣赠食的小恩惠还心存感激。到了《第十九层》中，刘大桂的生存竞争力大幅提升，周旋于国有公司几个老总间，几近八面玲珑。她学会了利用女色，与掌握权力的韩总有一腿，为自己打开方便之门。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大桂忘恩负义，以租房的名义强行霸占了曾经的好友、财务胖姐的房子。两部小说如果起一个总的副标题，就是“善良农民刘大桂消亡史”。这一标题同样适用于《北京上午九点钟》。高档小区收废品的二泉一出场就非良善之辈，仗着他当后勤行政处长哥哥的权力，废品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到了无视众人、要挟整个小区居民的“狂妄”地步，活脱脱地呈现了那些裙带打工者进城来分一杯羹的“理所应当”心态。小说使我们注意到，人的阶层不仅以经济条件来划分，有时候也是心态。物质上的穷人，心理上很可能是一个食利者、剥削者。大部分的破烂王靠不怕脏不怕累的苦干，靠积少成多的愚公精神，二泉靠的纯粹是权力，配一副小人得势的市侩嘴脸，这样的形象在当代进城打工者中着实少见。二泉不妨看作男版、加强版的刘大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