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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不能离开政治 纵观百年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以发现，除了“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走过了一段短暂的“去政治化”时期历程，其余的时期都是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的。文学与政治的联姻固然有失败的教训，但也有不容抹杀的成功经验。例如20世纪之初梁启超倡导和鼓吹的为改良民心服务的政治小说，“五四”时期承载反帝反专制政治主题的启蒙文学，改革开放之初以《班主任》《渴望》为标志反思“文革”创伤的“伤痕文学”，以《新星》《乔厂长上任记》为标志的呼唤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文学”，以《大雪无痕》为代表的“反腐文学”，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一系列反映重大政治主题的作品如以反思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主题的《生死疲劳》、以反思计划生育政策为主题的《蛙》等等。它们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和巨大的艺术成功，无不与表现了重大的政治主题、满足了人民群众普遍的政治关切密切相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学与政治的疏离并没有带来创作的成功，那种远离政治关怀、割断崇高精神的“纯文学”实验只是昙花一现，以至于文学不得不走向再政治化。百年中文学政治化的成功经验以及文学去政治化的失败教训给我们提供的最大启示就是：文学不能离开政治。 经历过文学极端政治化的“文革”岁月的人，一提起“文学不能离开政治”，可能还会心存芥蒂、怀有腹诽。因为在历史积淀的心理定式里，“政治”似乎是一个负面的不光彩的概念。“新时期以来，‘政治’这个词一直名声不佳。至少在文艺学界是这样。文艺学界一个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历史性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学理论自主性的丧失，使之成为政治的奴隶。”［2］116“政治”这个概念让人噤若寒蝉，除了现实的原因，还有历史的原因：“多少世纪以来，一些政治哲学家总是把政治看作一种低级、粗野和琐碎的不光彩的活动，是高雅贤明之士不屑于涉足其间的事情。一个人如果缺少艺术、文学以及其他精神文化的修养，人们会说他在理智上残缺不全。而一个人如果缺少政治兴趣，人们倒觉得无所谓，甚至还认为他清高超逸。” 其实，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政治”有“好政治”与“坏政治”之分。“好政治”是符合人民大众利益、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社会政治、民主政治，“坏政治”是只反映统治者意志、维护统治者权利，危害人民大众利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党派政治、寡头政治。文学所服务的“政治”如果是“坏政治”，产生的后果就是推波助澜、雪上加霜。显然，我们说“文学不能离开政治”，不是指这种政治，恰恰相反，是要与这种“坏政治”撇清干系，甚至要用文学为武器，与这种“坏政治”作彻底的抗争。我们肯定的“文学不能离开政治”，这种“政治”不言而喻是指代表人民大众利益、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好政治”，指进步、积极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政治。文艺为这种政治服务，为之呼吁呐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纵使有时非艺术化、非审美化，造成的结果至多就是感染力差一点而已，人民群众总体上还是欢迎、宽容的。在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中诞生、至“左联”时期不断巩固、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抗战文学”、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人民文学”虽然存在若干“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足，但由于其反帝、反专制、反独裁的民主革命主题深得民心，所以有缺憾的文艺作品仍然作为美中不足、玉中微瑕而为人接受，发挥积极作用。可见，文学不能离开政治，其义是指文学不能离开“好政治”。 文学所以不能离开政治，是因为事实上它无法离开。这里要引入“大政治”的概念。“政治”不仅有好坏之分，还有大小之别。所谓“小政治”，是指党派政治发布的政策方针、下达的政治任务、发动的政治运动、制造的政治事件等等，又称“狭义政治”。所谓“大政治”，是指社会政治、民主政治所追求的人民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及其所体现的公民意识、伦理意识、道德意识、人文精神、家国情怀等等。这是一种广义的“元政治”，一种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和作家精神中的“文化政治”。反映人民利益的“大政治”自然是“好政治”，出于党派意志的“小政治”如果违背民心，就可能是“坏政治”。“文艺面对‘大政治’与面对‘小政治’，其境况毕竟是有重大差别的。‘大政治’可以不妨碍文艺家享有思想和幻想、内容和形式的广阔天地，‘小政治’却可能造成对文艺创作自由的限制，造成对文艺创作活动的强制，尤其当政治自身缺乏民主精神的时候。”［4］如“五四”文学所服务的主题就属于“大政治”，也属于民主、自由的“好政治”。1932年，鲁迅曾在《〈自选集〉自序》中称自己在“五四”时期创作的文学属于“革命文学”“遵命文学”，并说明：“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5］。他既是“遵命”的，为启蒙政治服务的，又是自由、独立的，所以这并不妨碍他创作的成功。而“文革”时期要求文学服务、宣传的则是剥夺作家自由的具体政治任务的“小政治”，到了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文学则有权利远离这种“小政治”。因此，我们肯定的“文艺不能离开政治”，这个“政治”指的是“大政治”。正是在“大政治”的意义上，每个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无法摆脱政治。徐岱分析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更侧重于伦理原则的‘元政治’，而非侧重于实际利益的‘权力政治’。前者属于体现人们内心愿望的全民政治，注重的是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后者属于表现为各种运作机构的党派政治，关心的是国家‘谁来统治’的问题。前者作为伦理政治主要考虑政治的正义性，而后者作为一种当下政治的核心是形形色色的的权力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无疑是依托于暴力对国家机器的掌控。”［6］王元骧指出：“政治伦理总是以公民对于一个国家的政纲和政体的认同和拥戴、亦即公民意识的确立为前提的。这样，如何看待文艺与政治的问题，也就成了衡量作家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公民意识自觉程度高低的标志。所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不是什么人从外部强加的，它是一个作家作为国家的公民他的公民意识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 “任何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与政治绝缘的，文艺是人的精神产品，自然也不例外”［7］。陶东风批评说：“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政治狭义地理解为党派政治，理解为一个政党与另一个政党之间的夺权斗争；而20世纪后半期风行世界的文化研究强调的则是社会政治而不是党派政治。社会政治的含义比党派政治要宽泛得多。社会政治关注的核心是人际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在凡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就必然有政治存焉……显然，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因为文学必定要描写社会世界与生活世界中的人的活动，那么，它就不可能不涉及（不管多么隐蔽）人际间的权力关系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狭义的‘党派政治’角度看，那么文学未必必然具有党派政治的性质。”［8］“政治……是对于超越个人物质利益的集体公共事务的关注”，这种“公共关怀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也是成为公民的条件，也是美好社会得以创建、继续的基本前提。”［2］116阎国忠等人强调：“政治作为物质事实和社会观念既然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既然是人类完善自身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必然渗透在每个人的心灵里，与饮食男女、劳动、游戏等一样成为一种基本需要和基本情结。”文艺不仅可以成为作家“政治情结”的“体现者”，也可作为某种“政治观念”的“阐释者”，还可作为现实“政治生活”的“反思者”、批评者、干预者，从而与政治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9］。由于文艺与广义的政治不可分离，所以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诚如伊格尔顿所说：“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我们所研究的文学理论是政治性的”［10］。 文学所以不能离开政治，还因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势必承载着进步、深刻的政治主题，远离政治的纯文学创作必然没有生命力。“文革”时期，“可怕的政治运动和政治风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政治恶果”［11］，“只把文艺视为政治的工具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因而，“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为文艺正名’的事件无疑是正确的”［12］，要求文艺摆脱政治控制、回归审美自律的诉求也是合理的。然而，由于严重的政治恶果“引发和酿成了作家和群众的政治神经的脆弱和麻痹，政治意识的模糊和退化，政治良知和政治责任的消解和隐匿”，“一种厌恶和漠视政治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心态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11］，以至于要求完全取消文艺与政治的联系，追求“纯文学”的主张，却也是矫枉过正的，陷入了另一极端。陆贵山在分析这种偏向的原因时指出：“一些学者们可能是受到‘矫枉必须过正’或‘只有过正才能矫枉’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使为文艺所‘正’之‘名’并不是很‘正’，也可说是有所‘过正’，‘过正’之后，可能随之产生了一种处于不自觉状态的‘新枉’”，“从而走上了‘去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甚至走上了‘去社会化’和‘非社会化’、‘去历史化’和‘非历史化’的道路”［12］，于是文学患上了软骨病、侏儒症。王元骧认为：新时期“为文艺正名”，使“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极“左”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对文艺理论曾经起过拨乱反正的积极作用，但“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没有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解答。正是由于这些理论上的缺憾，以至又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在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在批判‘政治工具论’的名下不加分析地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概否定的思潮”，用“内部研究”排斥“外部研究”，片面抬高沈从文、张爱玲，贬低郭沫若、茅盾，以至于“纯文学”“纯艺术”的口号风靡一时。“这种所谓的‘纯文学’‘纯艺术’的主张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接踵而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汇合交融，使得私人化、欲望化、娱乐化的文化垃圾在当今文艺创作中泛滥成灾，文艺从政治的根据变成赚钱的工具、宣泄的工具和享乐的工具。这表明，在脱离了与政治的关系之后，文艺并没有‘回到自身’。”［7］李建军批评说：“一个对当代中国文学稍有了解的人，不用费什么周章，便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那就是，由于普遍缺乏介入政治生活的激情和勇气，由于对政治冷淡和厌倦成为一种时髦的倾向，致使我们时代的文学越来越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越来越流于浅薄和无聊，越来越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13］与此同时，人们发现：文学固然可以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纯粹，却不可能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伟大。能使文学变得伟大的决定因素乃是其所表现的崇高意蕴，而积极、宏大的政治主题就是其核心品质。“审美性标准只能衡量文学的文学性，文学的伟大性是要以超审美标准来衡量的”［4］。“如果说文学和文学研究内在地包含广义的政治性，如果一种坚持公共关怀的文学和文学知识必然具有广义的政治性，那么，抽象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地鼓励文艺学非政治化，就有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使之无法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丧失参与社会文化讨论的能力”［2］18。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纠正“纯文学”带来的新的弊病，弥补文学“去政治化”造成的新的不足，中国文论界从倡导“人文精神”入手开始了文学的“再政治化”进程。90年代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中频频出现诸如“道德”“责任”“崇高”“使命”“理想”“价值”等概念，这是知识分子试图重返社会中心的词语先导与思想铺垫。其用意不是要回到原有的意识形态那里去，而是要回到现实、回到社会、回到肩负责任的状态中去，“这为创造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论述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引导”［1］635。新世纪以来，“反思‘纯文学’形成了共同思路：从文学必然处身于社会关系中来看‘纯文学’，它绝无可能脱离社会生活，从而也证明不能脱离政治；从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文艺欣赏需要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来看，‘纯文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需要，改变是必然的；从知识分子不能孤守一隅而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看，要想由出世转向入世，放弃‘纯文学’才能找到适合的武器”［1］451。这时人们普遍认识到，“那种‘纯’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10］229；“把政治看成是与艺术本质对立的，极力避开政治因素的介入，刻意从艺术里‘去政治化’，其结果往往使艺术变得狭小浅薄，同样会削弱艺术的意义”［14］；把文艺与政治“疏离与隔绝开来，势必不仅阉割了文艺，也大大贬损了文艺”［15］。有研究者深刻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艺界就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离开政治乃至离开现实，只有更彻底地突显审美本质，文艺才算获得了独立，文艺才是真正回归到了自己的本位。这只能说是一种深深的误识。但这样的误识至今并未消除。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固然要依赖于它的审美特性，但如果文艺追求‘纯’审美性，它的‘独立’便会变成一种‘孤立’，远离社会，远离人民大众，‘独立’于极少数人的小圈子里。‘纯审美化’的结果只能使文艺自身变得无比单薄和脆弱。要求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置于文艺的视野之外，为艺术而艺术，结果只能是别林斯基所指出的‘这是贬低艺术，却不是抬高艺术’。艺术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要达到伟大的水准、崇高的境界，单靠审美性自身是无法做到的。”［4］赖大仁描述说：“当今文艺的‘再政治化’，显然不是再回到那种状态：一方面，文艺所关联的政治，是包括国家政治和群众政治在内的现代性政治，它具有更广阔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文艺与政治的相互介入，是建立在自觉的文艺主体意识基础上的，因而更体现为一种艺术的自觉追求。”他呼吁：“当今文艺的‘再政治化’，意味着文艺不必也不应当拒绝政治，无论是从文艺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宏观层面，还是从艺术作品的微观层面上看，让文艺与政治保持一定的张力关系，无论对社会生活还是对文艺自身的健康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14］。 与“纯文学”实验最后导致的“自我中心”的“私人化”叙事不同，新世纪人们从“人民文学”的重新阐释入手建构文学的“再政治化”，这就是抛弃“阶级性”的“人民”概念，确立“社会公民”的“人民”意识，将“对于人民的宏大叙事”“落实到对公民的个体叙事”［16］。考虑到“以公民性为根本维度的人民性尚未在中国文学中获得完整表达”，那么，“表现公民性就是当下人民写作的基本使命”，这样才能创作出 “真正的人民文学”［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