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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作为观念的艺术，既是形式的，又是有内容的；既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既是独立自足的，又是有社会联系的。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应该既反对“文艺即政治”的偏见，也反对“文艺非政治”的纯文学观。伟大的文学应当承载崇高的政治主题，但文学不应表现“坏政治”乃至“小政治”，而应与“好政治”结缘。文学应当拥有创作自由、守护自身的审美特性，否定文学审美特性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是似是而非的，断不可取。 关键词：文学；政治；文艺政治学；《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 作者简介：祁志祥（1958—），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学基本理论及美学研究。 一、从刘锋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说起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老话题，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理论话题。由刘锋杰教授领衔的团队经过五年的奋斗打拼，终于完成并出版了近80万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为人们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与合理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建构文艺政治学提供了值得参考的学术成果。 全书十二章，呈现出两个互补性的主题。前八章属于“史”，梳理、阐释了近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史。总的看来，百年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走过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历程。具体说来，又可分为八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百年开端，这是文学与政治关系自由追求的时期。挟政治改良和新文化启蒙的时代风气，这个时期人们可以自由地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主张文学政治化、王国维主张文学去政治化、鲁迅则两者兼而有之，“遵命”而又“独立”，构成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三重图景，奠定了日后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基本格局。第二阶段为1926—1936年，这是文学政治化的奋进与质疑时期。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酝酿、奋进，到“左联”时期巩固、成型；另一方面，梁实秋和胡秋原、苏汶等人对文学的政治化表示质疑，对文学的自身特性加以捍卫。第三阶段为1936—1948年的延安文学时期，这是文学政治化的全面确立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在苏区全面确立文学政治化的基础，文学去政治化的自律论彻底丧失了生存的合法性。第四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年，这是文学政治化进入国家生产时期。原来延安苏区的文艺方针这时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指导思想，文学成为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形态与国家形态合二为一。第五阶段为60年代初到“文革”结束。60年代初期，文学伴随政治的调整进入弱政治化时期，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受到一定关注；到了“文革”中，文学被绑在极左政治的战车上，文学的弱政治化完全被文学的极端政治化所代替。第六阶段为1978—1988年的新时期，这是文学去政治化的时期。鉴于“文革”文艺完全沦为政治工具带来的灾难后果，邓小平顺应文艺界的呼声，明确中止“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文学的审美规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进入全面探索时期。第七阶段为90年代转型时期，这是文学再政治化的提出与深化时期。基于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出于对文学回避现实政治形成的软骨病的不满和对远离政治的“纯文学”不足的反思，在西方文化研究政治化方法论的启发和支持下，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被重新提出，“文学政治学”的专著首次出版，“政治”和“文学”的概念得到了新的阐释。第八阶段为2000年后的新世纪，这是文学再政治化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时期，也是文学政治维度的重建时期。这时，对“纯文学”的质疑与反思几乎成为一种集体的声音，“人民文学”在给“人民”注入“公民”的内涵后得到重新提倡，人们普遍认识到，“政治”如果指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人民利益，那么，文学不仅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于是，通过给“政治”正名，“文艺”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也得到再正名。上述历史阶段的划分与时代特征的提炼自成一说，相关的梳理建立在大量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可视为朱晓进《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之后的又一力作，具有相当的学术史价值。 该书的另一主题是“论”，也就是“文学政治学的创构”。这是由全书的后四章完成的。笔者注意到，在此前八章对每一阶段文学与政治关系史料梳理之后，都有一节“理论策略与理论基础”的剖析，这些成为作者创构“文学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在此之上，作者通过甄别西方现代“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阶级政治”的不同、西方现代文论审美与政治不分与中国现代审美与政治分立的不同，吸收西方以伊格尔顿、布迪厄为代表的“后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文艺的根本特性是“艺象形态”，阐释了“文学想象政治”这个独特命题，分析了文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存在形态。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作者的建构和新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增长了学界的新知，丰富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作者指出：“文学想象政治，不是从属于政治，不是单向地成为政治的工具，任由政治摆布。”［1］618 文学在表现对政治生活的想象时具有“否定性”，常常对现实政治秩序会彰显出批判精神 ［1］615。“想象就是通过自己的心灵活动在精神上表现对象、把握对象、创造对象”，“在理想的境界中来表现一种宏大的政治蓝图”［1］618，因而文学想象政治又具有“超越性”，“政治想象具有超出现实政治秩序和日常生活叙事的功能”［1］616。于是提出“文学的政治自觉”要求，认为文学在进行想象政治的艺术创作时应当具有如下要点：“它是终极性的，即全心全意追求人类的美好生活，可为其付出生命的代价；它是自主性的，由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主体来实施，这一实施过程是高度自由的”；“它是反思性的，即对于现有的政治形态总是加以追问，不断升华政治合法性的层次”，因而“批判”成为其“基本品格”；“它也是日常化的，即不是通过对于政治概念的描写来表达拥护特定政治的思想与情感，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描写本身来达到政治的目的”；“也是体验性的，即文学中的政治自觉必然是创作者—接受者的感受、领悟与体会，而非一种概念的灌输与确认”［1］635。如此等等独到而有深度的思考，使得该书成为继曾永成《文艺政治学导论》、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之后又一部试图横向建构文学与政治关系新论、值得给予关注的理论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