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余论 以上就目前所见朱东润先生自存批评史讲义各文本，简略回顾了从1931年开始在武汉大学授课并形成讲义，迭经增订，最后出版略有遗憾的《大纲》一书的过程，可以看到先生在此一学科建设方面开拓进取的过程。相信以上叙述对于研究现代学术史当有若干借镜的意义。就朱先生本人的学术贡献来说，我以为可以有几点提出讨论。 中国传统诗文之学在被现代大学教育容纳以后，有一逐渐转变的过程，即从传统辞章之学向现代观念之文学的转变。文学批评史学科之成立，虽然可以溯源到孔子诗说或宋元以降的诗文评著作，但其著作之学术理念则是渊源自西方的文学研究史，而其研究对象则以传统诗文批评为主体。故凡批评史之研究学者，必须具备此两方面之条件，方能胜任而有成就。先生早年于传统四部之学浸润颇深，留学英国的经历让他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文学观念有深刻之认识，在从事批评史研究前曾担任英文教师逾十五年，因此具备了担纲此一学科奠基的能力。 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史，是1927年陈钟凡所著，但很单薄，还不成熟。1934年先后出版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人文书店)，显示当时在此一学科研究的成绩。罗著仅述至南北朝，郭著亦仅至唐代，虽各具体系，但都还没有完成。朱先生的著作则初成于1932年，在1933年、1937年分别作了重大的修订，虽然正式出版迟至1944年，却是第一部写到清末的文学批评通史。就本文之考察，这一文本在1937年其实已经写定，在朱先生则始终感到作为讲义的不成熟，希望完成多次修订后再正式出版。尽管由于战争的原因，1937年的写定本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也因为希望全稿写定而推迟了出版，但其独立的学术意义则是无可怀疑的。特别是略远详近的编纂原则，以及以批评家个人为单元的分析立场，特别是对宋以后文学批评文献的首次全面钩稽，是朱著最鲜明的成就和特色。 朱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除了前述各项外，我认为最重要的特点，是始终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始终坚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文学批评文献则始终坚持由表及里、独特创造的选择，因而显示著作的特达精神。比如说，杜甫诗文中确实有许多评论时贤诗文的议论，先生认为不是把这些议论全部堆砌出来就尽了写史的责任，而要知道这些评价缘何而写，是否恰当，因此而作出选择。他引叶适《读杜诗绝句》“绝疑此老性坦率，无那评文太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诸贤那得更垂名”，是很有趣的例子。杜甫祖父杜审言傲睨同时文人，有“久压公等”之自负。杜甫则于同时诗文，常不免过誉，所谓“世情”，即随顺时俗而作过誉，先生认为“评论时流，摭拾浮誉，责以名实，殊难副称”，不能完全采信。这一立场，贯穿在他对历代批评家的甄选和评论中，读者当可细心体悟。 朱先生是一位治学极其勤勉，在诸多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学者。他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前中期，且结合教学而形成著作，在他自存《讲义》的每一稿中，都保存有大量的眉批和夹注，可以看到他不断发掘文献、修订旧说、补充新见的记录，这些记录又分别为下一次修订所采据。对于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则有系列论文作深入探讨。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除了当时的讲义，还有《〈沧浪诗话〉探故》等论文写出，并有《中国文学批评论集续集》编纂的设想。这一治学精神也贯彻在先生其他领域的研究探索中，如传叙文学，今存从三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讲义和遗稿即达五六种之多，值得整理总结。 注释： ①收入《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