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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37年增订本残稿之分析 对于1937年增订本全本的合璧，先生曾抱有很大期待。《大纲》自序：“承朋友们的好意，要我把这部书出版，我总是迟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终于显然了，我的大部的书籍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后决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略加校定，这便是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前身。”这是1944年的表述，这时抗日战争在最后决战时期，战争何时结束正未可期。1946年6月从重庆回南京途中经过武汉时，曾“顺便去武汉大学看看老朋友和寄在武汉的三只大木箱”，木箱装的是书和文稿。(《朱东润自传》第306页) 近期查检先生遗稿，发现有一叠大蓝格毛边稿纸抄写的书稿，经鉴别应该就是先生1937年《讲义》增订本的部分残稿。残稿首有目录一纸，正反两面抄写，经核对，其前三十四章与《大纲》前三十四章全合，其后四十二章目录，应即遗失的后半部的目录，惟缺写最末《曾国藩》、《陈廷焯》二目。正文则自第六十章末节“竹垞又有《寄查德尹编修书》”始，至全书之末。残稿采取以1933年本剪贴增写的方式，其中改动较多者，均就蓝格毛边稿纸上粘贴增写，若改动不多者，则仍改动于1933年本散页上。所存为蓝格毛边稿纸十六页，两面书写；1933年本散页增订稿四十五页，每页亦各分两面。总字数约八万字。残稿上已经作有部分付排的说明。应属即将完成的增订本最后部分，但仍稍存一些仓卒的痕迹。我比较倾向的判断，是先生此次修订，为逐次完成付排者。很可能在1937年末学期结束时，上半部校样已经排出，故得取到携归以阅正，第二部分已经交稿付排，故原稿未得保存。最后部分已经接近完成，尚未及付排，故得以保存。 以残稿本与1933年本《讲义》比读，可以见到如叶燮、金人瑞、李渔、方苞、姚鼐、纪昀、赵翼、章学诚、阮元、陈廷焯诸家改动较少，或仅改订误字，润饰文意。而于王士禛、吴乔、沈德潜、袁枚、刘大櫆、曾国藩诸家改动甚大，《清初论词诸家》则几乎全部重写。另新增郭麐、翁方纲、包世臣诸人的论述。 残稿本于1933年本《讲义》改动较大部分诸家，皆清代文论之大节所在。其中大多有补充文献之增加，于各家之批评亦多增新说。如王士禛，即增写“渔洋论诗，好言神韵，后人直揭其说，以为出于明人之言格调。今以渔洋之论明诗者列之于次，其渊源所出，盖可知也”。“渔洋之诗，时人亦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见施闰章《渔洋山人续集序》。实则渔洋之论，前后数变，知乎此，于渔洋之所以论唐说宋者，得其故矣。”“渔洋论诗言三昧，又言神韵。三昧二字，不可定执，神韵一语，稍落迹象。至于诠释神韵，则有清远之意，此更为粗迹矣。”皆体会有得，可补前说之未及。再如《吴乔》，改动也很大，增加“修龄论唐宋明之别，以为在赋比兴之间”，“谓杜诗无可学之理”，李杜后“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者”为韩退之、李义山诸节。《袁枚》章则增加“随园论诗言性情，与诚斋之说合，然其立论有与诚斋异者”一段。《曾国藩》一章，则增加“曾氏持论主骈散相通”、“姚、曾论文同主阴阳刚柔之说”等内容。《沈德潜》章于其诗教说亦有很大增补，则与先生在1934年12月《珞珈》二卷四期发表《诗教》一文表达的见解有关。 《清初论词诸家》，1933年本述邹祇谟、彭孙遹、刘体仁、厉鹗四家，残稿本增至八家。1933年本初述云间宋征璧(字尚木)之论，残稿本改为第一家，引其说后增按断云：“尚木此论。颇为渔洋等所不满，论词之风气一变。然渔洋等虽言南宋，未能有所宗主，去真知灼见者尚隔一层。其所自作，亦多高自期许，互相神圣，后人未能信也。”以渔洋为第二家，仍录批评云间二语，另增评南渡诸家一节。其次仍为邹祇谟、彭孙遹、刘体仁，内容不变。其六为朱彝尊，将原述朱诗文论述末一节挪至此，改写评语云：“大要浙派所宗，在于姜、张，间及中仙。竹垞同时诸人如龚翔麟之《柘西精舍词序》、李符之《红藕庄词序》，其言皆可考也。”其七为厉鹗。以郭麐为殿，则完全新写，全录如下： 郭麐，吴江人，字祥伯，号频伽，嘉庆间贡生，有《灵芬馆词话》。频伽尝作《词品》，自序云：“余少耽倚声，为之未暇工也。中年忧患交迫，廓落尠欢，用复以此陶写，入之稍深，遂习玩百家，博涉众趣，虽曰小道，居然非粗鄙可了。因弄墨馀闲，仿表圣《诗品》，为之标举风华，发明逸态。”共得《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十二则。其后杨夔生有《续词品》，亦频伽之亚也。《灵芬馆词话》论古来词派云：“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窗，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余么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岀四者。” 新写部分另有翁方纲、包世臣等。翁方纲附王士禛后，阐发其“神韵之说，出于格调”之见解。包世臣附恽敬后，录其《与杨季子论文书》谓“斥离事与理而虚言道者之无当”，录《再与杨季子书》，“论选学与八家，尤足以通二者之藩而得其窽要”，又录其摘抄韩、吕二子题词，以见其“起诸子以救文弊”。凡此皆见先生于清代文学批评之补充。 残稿目录阮元下增焦循，复圈去。对焦循，1961年讲义有论述，可以作为此时斟酌之补充，引如下： 焦循是清中期的一位经学家，但是他对于一般文学，尤其是戏曲，有他特到的成就。所著《剧说》及《花部农谈》都收入《戏曲论著集成》。因为他是对于一般文学的发展有所认识，所以在《易作籥录》发“一代有一代之胜”的主张：“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辞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花部农谈》是一部特出的叙述。清朝中叶，两淮盐务例备雅、花两部，以备大戏。雅部指昆山腔，这是当时的正统；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这是当时的地方戏，不能和昆腔取得同等地位的。焦循自序说：“犁园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覩其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其《琵琶》、《杀狗》、《邯郸梦》《一捧雪》十数本外，多男女猥亵，如《西楼》《红梨》之类，殊无足观。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焦循对于戏剧，和王骥德、李渔以作家身分加以评论者不同。但是从这篇序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点：一、重视地方戏。二、重视元剧富于社会意义的传统。三、对于男女猥亵的戏曲，有所不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