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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视主义”的盲区 在《文学理论》中，韦勒克秉持一种“透视主义”(perspectivisim)的原则，即“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透视主义’的意思就是把诗，把其他类型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而且充满着可能性”。(12)这是文学批评的方法，也成为韦勒克批评批评家的方法：“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不是我的指导标准，我所主张的是一种‘透视眼光’——争取从各个可能的方面去看待一个客体并且确信存在着一个客体：例如尽管盲人各执一说，大象却是存在的。”(13)“透视主义”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批评史上的各种命题，将历史事实和理论问题、过去和现在视为“密切相关的统一体”。在实际操作上，“透视主义”体现在对批评家批评观念及方法的溯源，因为现代批评所能提出的问题在韦氏看来并不是新问题，而是深深扎根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诗学的传统。这种宏观综合式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暗含着忽视文学批评的历史具体性的危险，韦勒克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作出的简单处理即为显例。 韦氏将马恩文学批评的“源泉”归为“青年德意志和黑格尔派左翼、尤其是阿诺德·卢格的领域”；(14)但在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写作的“文学批评”条目中，韦氏又在审美趣味上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溯源至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甚至认为恩格斯晚期只是灵活运用了丹纳(Taine，1828—1893)的“三动因”，九十年代恩格斯采取多元决定论(见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和康·施米特的书信)也只不过继承了社会历史学派的传统。上述这些“溯源”工作将马恩文学批评简单地视为社会历史批评这种群体性批评思潮中并不优秀的一支。韦氏对以丹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向措辞激烈，在《近来欧洲文学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反抗》一文中，韦勒克认为实证主义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唯事实主义”(factualism)，它主张一种机械的历史主义，拒绝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上的评判。在对实证主义文学批评不同动机的分析中，韦勒克实际上不点名地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降到了谷底：除“力求客观、取消私人性格和确定”、“研究事物的起因和根源”的路径之外，“等而下之者便是用科学因果律来说明文学现象是为经济、社会、政治条件的原因所决定的”。(15)平心而论，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确实受到了丹纳的影响，但在使文学批评成为社会总体性批判的一部分，使文学批评具备历史意识方面，马恩远远超越了丹纳。 丹纳主张从历史和事实出发：“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从历史出发不从主义出发。”(16)他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产生艺术品的所有根源，广泛地涉及了社会风貌、人物轶事、地理环境等诸多问题，如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不厌其烦地介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的生活，个性、行为举止，告诉我们希腊贫瘠的地理因素如何地塑造着希腊人的精神，看似贯彻了他的“历史主义”，实则过度描述作品产生的一般背景，无法凸显批评对象的独特之处。马恩的文学批评虽然同样注重推动现代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但与丹纳不同的是，马恩的文学批评是其总体性批评实践的组成部分，而非偶尔涉及的兴之所至，在他们以现代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批评实践中，在他们对现代文学生产的背景即现代世界的批判性分析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视和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关切，马恩的文学批评所蕴含的历史意识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总体性视角。 马克思在1843年致阿·卢格的信中将政治的批判、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实际斗争作为总体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17)这种对“现存的一切”的“无情批判”在马克思的规划中也包含人的理论生活，即将哲学、宗教、科学、文学等等精神生产实践当作批评的对象，批判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18)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世界的产物，从一个侧面再现了“现代性”带给社会整体及现代主体心性上的变化，成为马恩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如恩格斯早期撰写的《伍珀河谷来信》(1839)对其家乡的文学生活就十分关注，此外如《卡尔·倍克》(1839)、《时代的倒退》(1839)、《现代文学生活》(1840)也都聚焦当下的文学状况；马恩论文学的著名信件中的批评对象，如拉萨尔的《济金根》、敏·考茨基的《旧和新》、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都属于现代文学范畴。通过批评现代文学，直接介入当下文学生活，从当代的立场出发，来看文学作品是否能够说明现代的真正矛盾和现代人的真实愿望，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学批评的旨趣所在。实际上就是要求文学作品具备历史意识，真实地(而非绝对的反映论)叙述在一定历史环境中行动的人的“故事”，从而展示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冲突和矛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组织制度等)，揭示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与韦勒克要求批评阐明现状的要求并不相悖。此外，如果我们不局限于“著名信件”等批判文本，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可以见出马恩对现代生产方式、现代世界状况的深刻把握。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强调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相互作用，认为只有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将其视为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同时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19)在马恩的现代性批判中，蕴含着对“现代性”给文学生产带来的颠覆性影响的洞悉，如对现代人——现代世界关系的描述，对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如马克思在1856年《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20)这种对现代性的深刻诊断至今仍具有合理性。 实际上，马恩现代性批判的“遗产”已被西方学者广泛承认，(21)其现代性批判为文学批评提供的是一种总体视角：“现代性”的展开和入侵体现为一种历史过渡性，现代文学生产的商品化、一体化、全球化也仅仅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现状”，“现状”并不等于未来，这是我们批评现代文学的前提和基础。“透视主义”的原则让韦勒克只从共时方面见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传承性，却无法从历时角度和整体上把握其著述中历史意识及其对后世批评的深刻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