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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的文学基础理论及其宏大的批评史写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本身雄辩地说明了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合理性。对于相当贫瘠的中国文学研究(自1980年代)而言，韦勒克的观点和判断不啻一副“解毒剂”，成为汉语学界文学研究“向内转”的重要理论资源。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汉语学界将韦勒克著作经典化的历史合理性，但对韦勒克给出判断的前提和依据我们也应该了然于胸，由此才可能发现韦勒克方法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从而进一步理解他所论及的批评家。 通观韦氏的八卷本批评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直观上的“断裂处”，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与其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严重脱节：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精神之父”(韦勒克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在韦勒克批评史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韦氏只承认其对文学批评产生的客观影响，却否认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六、七、八三卷及后期撰写的百科全书“文学批评”条目中，韦氏又以相当的篇幅对逐渐产生国际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述评，并且给出了不俗的评价(如对卢卡奇和葛兰西)。吊诡的是：既然已经判定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无甚价值，韦氏何以又对蔚为大观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另眼相待?如果前者毫无价值，后者的价值何来?本文旨在探究韦氏作出上述判断的原因，从而窥见韦氏批评史写作中存在的局限。 一、“英雄情结”的偏见 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前言”中指出批评史写作应该以阐明和解释文学现状为目标，“但是撰写这样一段历史不能没有一套参考间架和一个取舍评价的标准，而它们将受到我们自己时代的影响并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所限定”。①韦氏很清楚写作有“标准”的批评史会冒一定的风险，不仅评价本身，对批评家的取舍、论述的篇幅等都能凸显撰史者的某些“偏见”，但他认为这种“偏见”是批评史写作必需的：“我必须对文本和作者加以取舍。全然中允纯粹解说性质的史书的想法在我看来是不伦不类的产物。没有一种方向意识，对未来的预感，某种理想，某种标准，以及由此而来的后见之明，就不可能撰述任何史书。”②那么韦氏的“标准”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韦氏批评史写作中对批评家的取舍与定位?从韦勒克对其批评史写作哲学的论述及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出，批评家的专业性、独特性和趣味被韦氏当作批评批评家的标准，具体而言，基于同情新批评的立场，韦氏钟情于对作品复杂的形式结构有批评意识、并能表现出较高文学及理论趣味的“纯”批评家，批评史于是成为大小批评英雄的合传。 其一，所谓专业性是指韦勒克为了将自己的文学批评史与一般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区分开来，在批评对象的选择和权衡篇幅上都体现出对纯粹的文学批评家的关注，“批评的历史在一个突出的方面与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历史相去甚远”。③在实际操作中，韦勒克则把批评史作为文学思想史的独立性提到了极致，哲学、美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根据韦勒克批评史的写作策略，这些方面必须被弱化，否则文学批评史的“文学性”会受到侵害。如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虽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甚巨，在韦勒克的批评史体系中也没有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有文学批评问世的著名作家也处于边缘位置，如卢梭和托尔斯泰。以此标准来处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判断可以预料。正如韦勒克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青年时代热衷于文学艺术，两人甚至有创作诗歌、戏剧、小说的经验，恩格斯早年甚至师法青年德意志派的职业文艺批评家，但也仅此而已。1844年马恩在巴黎会晤之后，两人都明确了著述的方向，不再突出关心文学，韦勒克由此判定马克思、恩格斯并非职业的文艺批评家，“在漫长政治生涯的具体处境使之受到触动时，他们间或对纯文学发生些许兴趣”。④就批评家的专业性而言，韦勒克很难给予马恩过高的评价。 其二，批评家的独特性包含“首创精神”、“特性和个性”、“独特的态度和感受性”几个方面。韦勒克虽然知道“偏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认为自己写作的是一种阐发性的而非论战性的批评史，阐发在文学批评方面有所创建的批评家成为韦氏的主要任务，“以批评家来诠释是出于我的定见：个人的首创精神而非群体倾向在批评上关系重大”，⑤能开批评风气的批评家尤为韦氏看重，如开新批评风气之先的T.S.艾略特、I.A.理查兹和F.R.利维斯。另外韦勒克在批评纯粹“思想史”方法时，指出了批评史写作的又一任务：“去认识大批判家的特性和个性，独特的态度和感受性。”⑥韦勒克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纳入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范畴内，并在《文学理论》的“文学与社会”部分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为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不良变种：一般对“文学与社会”的讨论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文学与一定的社会状况，即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走得更远，“他们不但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及其含义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的，而且也告诉我们应该或必须是怎样的。他们不仅是文学和社会的研究者，也是未来的预言者、告诫者和宣传者”。⑦从韦勒克对批评家独特性的要求来看，马恩的文学批评并不能独当一面，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和其他批评文本中，韦勒克也找不出任何“独特”之处。 其三，韦氏尤为看重批评家的理论趣味和文学趣味。他曾批评过批评史写作中的“趣味主义”，他指出圣·茨伯里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3卷，1900—1904)是50年前印象主义和艺术至上论盛极一时的年代所写的东西，受到文学自律观念的支配，是“过时的”文学趣味史，同样的批评逻辑实际上也可以用在韦勒克身上。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以1750—1950年的批评为研究对象，并将这两百年的批评史视为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学的继承和重新发现，现代批评在韦勒克看来就是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观念的一种融合，如新批评对古典诗学命题“有机论”的发挥：《诗学》中的古老命题到新古典主义的“多样统一性”，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内模式”，经赫尔德、歌德、谢林和施莱格尔兄弟运用于文学批评，再由柯勒律治传至英国，最终形成新批评的“张力论”。韦勒克认为这种对古典诗学命题的现代发现是批评家的理论趣味的体现，所以不吝溢美之词，文学批评的现状即开始摆脱浪漫主义，开始“更加深透更加同情地领会新古典主义的观点”。⑧又如奥尔巴赫因全面整理自古希腊以降的“摹仿论”，并试图阐明文学现状受到韦勒克的称赞。韦勒克不仅看重批评家在理论趣味上的古典主义，甚至颇为欣赏批评家文学批评中对古典主义作品的推崇，如论及约翰逊博士的一章即为显例。在取舍批评家时，韦氏有这样的说明：“即便是著名作家，如果他们没有在其文学笃好和趣味方面拿出某种理论间架，我们也只是浮光掠影地谈一下。”⑨马恩以唯物史观评价文学作品的批评路径无疑不具备为韦氏称道的理论趣味，他们的主要批评文本(那些著名信件)都以现代文学为批评对象，而其全部著作中对古典作家的零星征引也不为韦氏所欣赏。 由韦勒克批评批评家的上述标准可见，韦氏的批评史写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批评英雄的过程，对批评家专业性、独创性和趣味的强调使韦氏的批评史成为一部与哲学史、政治经济学史、美学史判然有别的“纯粹”的文学批评史，一部批评英雄发挥天才判断力，不断复归古典趣味的智力史。“专业性”的要求虽然可能避免与哲学史、美学史、政治经济学史的交叉，但这种视角同时会造成对批评家的误判：韦氏局限于马恩论文学的有限文本，失去了从马恩著作总体上把握其文学批评实践的宏观视角，而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割裂开来，将其批评文本从年代顺序上作较为绝对的切分(“早年卷入德国三四十年代的论战形式，经过严格的经济决定论的阶段，终而采取后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框架中比较成熟而宽容的态度”⑩)。朱光潜曾谈到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批评的问题，即马恩文艺、美学观点与其整体著作的关系问题：“实际上，美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大体系中只是一个小体系，但这个小体系不能脱离大体系来理解的。”(11)囿于纯粹文学批评家的角度，仅从零星的文学观点出发无法把握马恩文学批评的价值，遑论“独特性”和“趣味”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