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当代西方文论被全面、系统、细致地引介到中国，西方文论以独霸天下的姿态支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格局和思维方式。在大量新奇概念和范畴的挤压下，中国文论产生了“失语”的焦虑，“话语重建”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大关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当代西方文论被全面、系统、细致地引介到中国，西方文论以独霸天下的姿态支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格局和思维方式。在大量新奇概念和范畴的挤压下，中国文论产生了“失语”的焦虑，“话语重建”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大关切。 应该用怎样的眼光审视当代西方文论？如何重建当代文论？基于多年潜心贯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正当性提出了有力质疑。他认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重大缺陷。他提出“本体阐释”的建构思路，超越“强制阐释”的局限，勾划了重建当代文论的有效路径。 近日，张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论述了“强制阐释”及“本体阐释”的新观点和新思路。 采访在张江教授的办公室里进行。记者看到，在并不宽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有关西方文艺理论的书籍。每本都夹贴着不少各类颜色的便签，记录着他的心得和思考。张江毫不讳言要“用强制阐释论的全新眼光重审整个当代西方文论”，判断它的价值。他伫立窗前，望着长安街上的滚滚车流说，生活向前进，理论必须向前进。 “强制阐释”：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新判断 1 “强制阐释”有四条话语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综观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流派繁多，更迭迅速，气势浩荡，但没有一个学派最终形成完整的体系。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和不足，国内一些学者有了一些警悟和反思，但多是针对某个学派或学说的具体观点而言，没有抓住西方文论的要害。 张江：你说得对，很少有人对当代西方文论做总体上的客观评价。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与此前的古典文论和近代文论相比，尤其是在学科独特性的探求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方面，极大地推进了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但必须认识到，当代西方文论提供给我们的绝不是一套完美无缺的真理，而仅仅是一条摸索、尝试的轨迹记录，有诸多缺憾和局限。例如，脱离文学实践、偏执与极端、僵化与教条，等等。 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在哪里？我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用这个概念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叫新的判断和认识？大彻大悟吗？请先把您的“强制阐释”阐释一下。 张江：先说一个例子，简单明了。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曾用数学的方法，设立了叙事学上著名的“符号矩阵”：任何一部叙事作品，都可以将其内部元素分解成四项因子，纳入这个矩阵。矩阵内的四项因子交叉组合，构成多项关系，全部的文学故事就在这种交叉和关系中展开。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在北大讲学时，曾用这个理论对《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鸲鹆》进行解析。 《鸲鹆》的大意是讲一个养八哥（鸲鹆）的人，没有回乡的路费。八哥便出了个主意，让主人将自己卖给王，骗钱到手后，八哥和主人在城外会合，双双逃离。杰姆逊先是找出故事里的基本元素：鸟主人（X），买鸟者（反X），八哥（非X）。根据格雷马斯的要求，这个矩阵必须是四项，这第四项让杰姆逊颇费周折，最后苦心定义为“人道”，由此再做深层解析。杰姆逊说，这个故事探讨的是如何解决人道与独裁统治冲突的问题。事实上这个故事原本简单，笑的就是王的愚蠢，鸟的下作。但杰姆逊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让人匪夷所思。这就是典型的“强制阐释”。 我把“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总结为四条。一是场外征用。在文学领域以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场外理论的征用，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二是主观预设。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背离了文本的原意。三是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四是反序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 2 文学理论无关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西方文学符号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让您一说，就成了对数学矩阵的幼稚模仿，是场外理论的简单征用，这个判断可以推广到一般吗？ 张江：是的。这是当代西方文论诸多流派的通病。一些重要的流派和学说，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构建自己的体系，许多概念、范畴，甚至是认知模式都是“拿来”的。随着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当代文论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愈深愈重，模仿、移植、挪用，深刻改变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整体生态。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姿态和做法扩大了当代文论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和方向。但同时也证明，当代西方文论自身的创造力衰弱，理论生成能力枯竭，难以形成从文学和文论自身成长过程中凝聚和提升的场内理论。近百年来，新旧理论更迭淘汰，从理性到非理性、从人文主义到科学主义、从现代到后现代，无数场外理论的侵入和张扬，当代的文论统合图景却总是活力与没落并行。这已充分证明，场外理论的简单征用救不了西方文论面临的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话是有道理的，场外征用的现象在西方文论中比比皆是。弗洛伊德、索绪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等，这些原本并不是文学批评家的学者，其理论也被扯向文学理论。我好奇的是，非文学的理论以什么手段被转换为文学的理论？ 张江：这里的办法很多，技巧也很高超，但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策略。 一是，话语转换。为贯彻场外理论的主旨诉求，将批评对象的原生话语转换为与场外理论一致的话语，可以称作“再生话语”。这个再生话语既不是文本的原生话语，也不是文本创作者的主旨话语。为适应场外理论的需要，征用者暗调主次，置换话语，将批评主旨锁定在场外理论的框架之内。 二是，硬性镶嵌。使用场外理论的既定方法，将批评对象的原生结构和因子打碎分割，改变其性质，镶嵌到场外理论所规定的模式和程序之中，以作出符合场外理论所需要的判断和认识。 三是，词语贴附。将场外理论既有的概念、范畴、术语直接贯注于批评对象，仿拟一种专业语境，作出文学本体以外的评述。这里“贴”是粘贴，意思是将场外理论的术语粘到批评对象上，达到与场外理论上的表面相似。这里的“附”是附加，指的是将场外术语注入批评对象，使批评对象依附于场外理论获取疏离于文本的意义。 四是，溯及既往。以后生场外理论为标准，对前生的历史文本作检视式批评。无论这个文本生成于何时，也无论文本自身的核心含意是什么，都要用后生的场外理论给予规整，以强制姿态溯及既往，给旧文本以先锋性阐释，攀及只有后人才可能企及的认识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概括的这几条在概念上的切割是清晰的，但抽象的专业术语流水一般涌现，让人理解起来可能不那么容易。能不能用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说明白？ 张江：那就用生态理论的一个批评文本为例。《厄舍老屋的倒塌》是爱伦·坡的经典之作，描写了一个古老家族的一对孪生兄妹住在一座令人窒息的幽暗古屋里，妹妹疾病缠身，哥哥精神几近分裂，妹妹病笃，哥哥活埋妹妹，妹妹破棺而出，死在哥哥怀里，哥哥吓死，古屋在风雨中倒塌。 这原本是一部恐怖小说。但在这篇小说出版100多年后，生态批评理论对其进行了另外的阐释：首先是话语置换。小说原本讲的是人和事，无关生态与环境，但批评者却把原来仅作为背景的环境描写置换成主题，将小说变成一个生态学文本。其次是词语贴附。把文本中散在的情境描写集中起来，连缀演绎为生态符号。比如，古屋不是房子，而是能量和熵；古屋倒塌是宇宙黑洞收缩；主人公的生活是一个星球的日渐冷却。再次是硬性镶嵌。按照批评者的需要，把精心挑选的意象镶嵌到整个生态理论的图谱中，最终完成对原有文本的重构和改造。小说诞生时，还没有出现生态理论，生态批评者却用当下的认识对前生的文本进行强制规整。这就是溯及既往。 这种脱离文学经验，直接从其他学科截取和征用现成理论的做法，其直接后果是：文学理论无关文学。文学充当了其他理论的佐证工具，文学学科特性被消解，由此，我们当然质疑，文学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现在的疑问是：场外征用有它的弊端，但是各学科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已成为历史趋势，文学征用场外理论难道不是正当的吗？ 张江：我们指出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要自我封闭，打造学科壁垒。我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文学理论借鉴场外理论，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翻版。生硬地照搬照抄没有前途。特别是一些数学物理方法的引用，更需要深入辨析。 上世纪末出现的索卡尔事件就很有意思。有人把它归结为文学理论史上十件大事之一。索卡尔是物理学家。他杜撰了一篇“诈文”，投给了一个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这个杂志的主编没有发现索卡尔有意捏造出来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也没能识别出索卡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捏造的“联系”，一致通过把它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轰动。索卡尔写这篇“诈文”的目的是对文学理论界，尤其是法国理论界，包括像拉康、德里达这样的大师，对数学物理学成果的滥用表达不满。 文学不是数学、物理学，它是人类思想情感心理的曲折表达。人类的主观特性不可能用统一的方式去预测规定，因此才可以有文学。用数学物理方法规范文学没有道理。 文学理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应该积极鼓励，但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对文学实践的深刻把握，离开这一点，一切理论都失去生命力。 3 主观预设强制裁定了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分析可以看出，场外征用的最大弊病之一，就是用预先确定的模板框定文本，用前在模式去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张江：这指向了“强制阐释”的第二个话语特征：主观预设。主观预设的批评，要害是“三个前在”：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批评尚未展开，结果早已存在。 这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哈姆雷特》的阐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女权主义的视域中，文学史必须重写。一切形象、故事都要纳入女权主义的框架。尽管《哈姆雷特》全剧20幕中只有5幕出现一个配角奥菲丽亚，她和哈姆雷特的爱情也只由几个模糊的倒叙提起，但出于女权主义的前在立场，奥菲丽亚必须被视为“悲剧的中心”，以往所有被忽略的细节，都要被赋予特定的含义加以阐释。奥菲丽亚头戴野花具有双重象征，花本身，意蕴着处女纯洁的绽放；花是野花，象征妓女般的玷污；她溺水而逝，是因为水是女性深刻的有机符号，女人的眼睛常常深浸着泪水。通过诸如此类的阐释，女性批评要证明的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以至于在文学漫长的历史中，女性是被男权主义所蹂躏所侮辱的集体。但我们不禁要问：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目的中，含有轻视和蔑视女性的动机与故意吗？如果没有，女权主义者把她们自己的立场强加给莎士比亚，是一种合理和正当的阐释吗？主观预设立场和结论，篡改文本的原生话语，理论失去正当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也就是说，主观预设立场和结论，以立场的需要解读文本，其过程难免强制，其结论也一定是远离文本的结论。 张江：的确如此。如果批评者的站位与姿态已预先确定，批评的指向就不在文学和文本，而在表达和证明立场。文本是脚料，文学是借口，批评只是凭借文学的历史深度证明立场正确，凭借文学广泛生动的本征，增强立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阐释的立场、结论当然要有，但这一切都只能产生于无立场的合理解读之后。 4 “强制阐释”违背基本的逻辑规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上面说的问题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值得讨论？比如论证的方法。 张江：当然有，尤其是逻辑论证上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个案举证。用个别现象和个别事例证明理论，用一个或几个例子推论文学的一般规律。普洛普的神话学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从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的100个俄罗斯神话故事中搜罗出31个功能项，并将之称为神话故事的基本要素，并被推论这是所有神话及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此我们还是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从这100个故事中提炼的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俄罗斯神话吗？其他民族、其他时代的神话故事也概莫如是吗？个别事例无论如何典型，只能作单称判断，不能简单地推向全称。要建立全称意义的判断，必须依靠恰当规则的逻辑演绎或大概率统计归纳。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这个意识，许多人把一个例子无约束地推广到全部文学。 二是循环论证。论据是Q，论题是P，因为Q，所以P；因为P，所以Q。弗洛伊德关于恋母情结的假说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以及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相互论证就是这样的圈套。两个都未确定为真的判断相互论证，还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这是“强制阐释”的批评中常见的现象。 三是以假说证实。假说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根据已有知识和个人经验对文学现象作出解释和判断，是理论和批评行进与发展的必要手段。但是，假说本身并不必然为真，需要经过有效论证，假说才可能为真。以假说承载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和批评的科学性无以立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