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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体阐释”的边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如此重要，那么它们有没有边界？如果有，这个边界如何规定？ 张江：“本体阐释”的内部边界是多重的，三重话语的范围决定了它们的边界。一是核心阐释的边界。对原生话语的阐释，构成“本体阐释”的第一边界。围绕文本的自在含义进行的阐释，与作者能够告诉和已经告诉的相一致，在核心阐释的边界之内。二是本源阐释的边界。对次生话语的阐释构成“本体阐释”的第二边界。从文本的原生话语出发，依照核心阐释的需要，对作者和文本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源流的阐释，给核心阐释以证实，在本源阐释的边界之内。三是效应阐释的边界。对衍生话语的阐释构成“本体阐释”的第三边界，也是“本体阐释”的最后边界。受众和社会对原生话语的修正、发挥，在效应阐释的边界之内。 必须明确，文本的文学阐释是有边界的。文本的自在含义有限，不能对文本的有限意义作无限阐释。文本作为作者的创造，作者的主观意图及表达同样有限，不能对有限意图和表达作无限发挥。把批评者的意图无端强加给文本，对文本作自在含义以外的非文学阐释，超越文学阐释的边界。以文本为原点，使用或利用文本作挥发式言论，不是文学和文本的阐释，可定义为“再生阐释”，再生阐释的话语是“再生话语”。我们认为，如果视文学为工具，再生阐释和再生话语也是必要的。再生话语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但再生话语已非文学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强制阐释”征用场外理论有很多弊端，但是“本体阐释”就可以完全拒绝场外理论的介入吗？ 张江：我们指出“强制阐释”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否定场外理论对文本阐释的启发性、先导性意义。但问题的核心是，任何场外理论的征用必须符合文学自身的特质和实际需求，不能违背文学的特质强加于文学。用文学的文本证明理论，不等于理论本身契合文本，也不等于可以用这个理论指导文学实践。用文学的理论指导文学实践，这是理论的功能，但前提是，文学的理论必须来源于文学的实践。任意的场外理论任意于文学是文学的自辱和毁灭。 “本体阐释”主张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文本阐释，但是，理论的指导必须遵循正确的阐释路线，以文本为标准，尊重文本自身的确当含义。用理论话语替代文本阐释，阐释就失去意义。文本可以证明理论，但这已是理论范畴的内容，不是文本阐释的内容。 这里还有三种情况需要说明。一、文本留存于后世，新的理论产生，根据理论对既往文本作新的解释，这种诉求是合理的。但是，这是一条用文本证实理论的路径，目的是证实理论的正确，不能简单地归纳于文学的批评和理论。 二、后人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溯及既往文本，对历史文本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挥，这种诉求也是合理的。文学有为时代服务的功能，借古喻今有特殊的历史力量。但是，这不是文学的批评和理论，而是文学以外的批评和理论，譬如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等。 三、任何理论都有其传统和渊源，在既往文本中寻找理论源头是合理的。然而，自觉、完型的理论与偶然、自发、盲目的思想甚至感官碎片完全不同。不能把偶然、盲目、自发的碎片表达阐释为自觉系统的理论。 10 让理论归依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强制阐释”的归纳无疑为我们审视西方文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本体阐释”则为当代文论的重建指明了路线。您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从新的角度回答了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从文学实践出发这一问题。 张江：应该说，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始终没有解决好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一些西方文学理论脱离实践，相当程度上源自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直接“征用”，中国文学理论脱离实践则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的生硬“套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实践都处于一种倒置状态。 当前，对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场外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按照“本体阐释”的路线要求，当下文学理论建设全方位回归实践，是否应该从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考察入手？ 张江：是的。“本体阐释”主张理论的建构必须以文本为中心，对单个文本的阐释做出分析，对大批量文本的阐释做出统计，由个别推向一般，上升飞跃为理论。 我认为，“本体阐释”的路线也是文学理论建构的路线，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考察是建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最切实有效的抓手，也是最具操作性的突破点。这里以当代中国诗学理论的建构为例。要想准确把握中国当代诗歌的意象设置特征、诗性营构技巧、语言运用规律，其基本路径是，大量汇集当代有影响的诗作，逐一进行文本细读。一行一行地品读，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一个意象一个意象地分析，千百首诗歌的阐释和统计完成以后，我们就能进行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上升。这才是中国诗学及中国文学理论正确的生成路径。与西方现成理论的直接引进相比，这种理论构建方式或许很艰难，甚至显得笨拙，但建构起的理论却是最有效、最坚实、最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理论才是文学的理论。 11 “本体阐释”主张建立文本统计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在海量的文本殊相中追求共相，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吗？ 张江：所以啊，我强烈呼吁创立文本统计学。我们回头想一想，自古代希腊始，文学理论和批评始终停留于混沌的定性分析的状态，依靠个体对个别文本的主观的、模糊的感受立论。文学理论要成为科学，要对无限产出的文本做科学严谨的批评，必须引入现代统计方法，在大规模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再做定性分析，建立具有科学统计依据的自洽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之所以提出“强制阐释”、“本体阐释”，背后更深层次的关切是不是有一个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学术立场问题？ 张江：我们从未否定外来理论资源对中国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面对任何外来理论，必须捍卫自我的主体意识，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必要辨析，既不能迷失自我、盲目追随，更不能以引进和移植代替自我建设。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特殊历史，以及当前中西话语间的总体失衡，导致很多学者缺乏应有的理论自信，并片面认为，只有追随西方潮流，才是通达世界的捷径。事实证明，这不但不是捷径，反而是歧途。融入世界，与西方平等对话，这种期望本身值得鼓励。但是，对话的前提必须是，我们的理论与西方相比要有独特性，套用西方理论，充其量只是拾人牙慧、邯郸学步，将中国的文学文本作为西方理论的佐证，如此怎能拥有对话的资质和可能？ “本体阐释”坚持的是民族的立场和方法。坚持从民族的批评传统出发，对民族的传统理论和批评加以整理和概括，作为今天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构建的基础性资源。坚持有鉴别地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方法和技巧，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取长补短，形成本民族的优秀的独特理论。 为准备这次采访，我认真研读了张江教授刚刚发表于２０１４年第５期《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当时颇有感触。采访完成，更体会他一字一句推敲的深意、他所寄予的理论期望。我相信，他提出的许多新的概念和思路一定能够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和思考，推动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向前迈进一步。 我们等待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