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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心雕龙》对文学艺术活动演进规律的辨证 “陌生化”理论的提出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但是对陌生化所揭示的关于文学艺术活动演进规律的体验和艺术实践绝非某一时代或某一民族所独有，而是古今中外文艺实践活动中最基本最受普遍关注的基本命题。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南齐末年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关于文章写作、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的一部最全面、最有系统性的著作，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精深、结构严谨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公认，对文艺理论研究者来说，《文心雕龙》是必须研习和精读的论著。只有把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的精华与现代文艺实际和西方现代文论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壮大和发展。对文艺演进的问题来说，这一路径同样适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通变》《神思》《体性》《夸饰》《定势》等多个章节中，都涉及文艺演进的内容。在《定势》中首先承认近代辞人逐奇好诡的倾向，并指出这是出于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的结果。“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刘勰认为这种“逐奇好诡”“穿凿取新”的根本方式给人的感觉就是难，就是反常，就是异态。“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而且刘勰进一步指了这种“反正”“效奇”的具体作法：“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16]。这种情况特别接近“陌生化”理论的观点。 在刘勰看来，“厌黩旧式”“穿凿取新”的确是一种趋势一种倾向，但这种趋势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文艺演进过程中“度”的问题，因而他在《定势》中指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17]。怎样才能做到不温不火，恰如其分呢？刘勰认为应该是“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18]。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真正熟练旧规、精于领会的人，才能由新奇而达到巧妙的艺术境地，而那些一味只求奇异的人，却因既失去原来的体式又达不到创造的目的，成为不伦不类的丑八怪。刘勰强调文艺活动的创造性，认为“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术，谋篇之大端也”[19]所谓“玄解”“独照”，指的是深邃和独到的体悟，也就是独创性的发现。刘勰承认差异，承认文学家应该各有特点，各有风格，“各师成心，其异如面”[20]。认为文艺的创造过程，往往打破既有的规范。他在《神思》中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21]在实际创造过程中，表现内容的复杂性就会导致变化变异的发生。“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22]虽然这些新意不过是《定势》中所说的“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23]的结果，但这种创新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功效，以至于吸引为数众多的实践者不断探索。《夸饰》中说，“于是后进之才，奖气挟声，轩翥而欲飞，腾掷而羞局步。辞入炜烨，春藻而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调。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感则声共泣偕。信可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24]这里的“披瞽而骇聋矣”让我们又一次想起了杜甫的名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当然，要真正实现有意识的求新求变求奇，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对艺术规律的精深拿捏。因而只有《神思》所谓“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25] 刘勰对文艺演进的认识是相当全面的，在《通变》一节里专门论述了文艺的演变及其规律。首先梳理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之前各朝各代文体文风的演变。“是以九代咏歌，志合天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而且指出了这种演变的原因：“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26] 当然，文艺并不是一味的创新求异，还有个继承的问题。刘勰则以具体的事例说明了这个道理。《通变》说：“夫夸张声貌，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杨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刘勰指出：“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27] 刘勰对文艺的演进的认识也是相当辩证的。“陌生化”理论指出，所有的创造、创新、求新、求异、变异和变形，甚至荒诞和谬误，都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熟悉的背景上进行，是以旧因素为基础的新建设。也就是雅各布逊说的，只有以熟悉为背景，不熟悉的才能被理解。 刘勰特别强调了文艺创造过程中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指出文艺创造有不变的因素，有可变的因素，首先要紧的是掌握不变的规矩，然后才可以去求变、求新、求异和求奇。所谓“通变”者，通同与变化也。“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28] 在解决好“通”与“变”，“陌生”与“熟悉”的辩证关系以后，刘勰进一步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9]文艺演进的规律就是这样，“通”与“变”，“陌生”与“熟悉”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通”和“熟悉”是文艺发展的根源，是其赖于存在的基础，而“变”和“陌生”则是文艺发展的动力，文艺发展的永远的未来。“日新其业”，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每一次创造时都要铭记的原则，否则就不能叫创造，而是重复自己，对文艺和文艺创作者来说，这意味着死亡。刘勰更是鼓励人们，顺时求变不必犹豫，更重要的是抓住时机促成飞跃，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大家、巨匠，为文艺的发展作出跳跃性的贡献。尤其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无疑跟我们一直坚持的陌生化的两条途径发生了奇妙的吻合。“望今制奇”，指的是结合当代的实际情况，“暴力突破”，出奇制胜，产生陌生化的效果。而“参古定法”即是复归或还原，“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恢复文艺古老的诗性本质。如此巧合，令人不能不惊叹古人的深邃与睿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