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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论史，是一门研究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发生作用的理论、主张、观念之变迁的学科。它与文学史既相融合，复又有其自身的渊源、沿承、演化及其在思想资料上的独立性。王锺陵教授所著《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是一部篇幅达四百五十万字的世纪性总结的著作。在国外，与此书同类的著作只有二部：一部是丹麦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0万字），一部是美国人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330万字）。王著不仅在篇幅上远超这两部书，而且在研究的范围上也有了明显的拓展：电影、电视及京剧，还有西方哲学都被纳入到论述中，从而使得这部文论史，成为了第一部门类完备的文艺理论史著作，并大大加深了对西方文论论述的深度。更重要的是，王锺陵教授还在研究方法上大力创新，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意在创造，是他这部书的鲜明特色。王著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当代学者，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创造新学术的文化自信。 为了完成这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篇幅最大的个人著作，王锤陵先生费去整整十五年的艰辛努力。由于积劳成疾，王锺陵教授于交稿后即住进医院。一场切去左肾的大手术，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手术后身体极度虚弱，打针治疗反应强烈的情况下，他又立即开始改校样，每天工作十多小时。 本刊摘要发表《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前言，以飨读者。并以这样的方式向王先生的学问人生致以由衷的敬意。 一 我对于这部书，有三项目标：一是接续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希望能够形成世纪性总结著述的系列；二是在我从事过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后，继而从事于文论史研究方法的革新；三是在对于二十世纪中西文论都作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凭借我本人以前对于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实际研究，对于文学史方法论的理论研究，对于原始意识、神话思维及文明之发展与分流的研究，以及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作品的体会，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文艺理论体系。 本书分为西方与中国两大部分，西方部分取思潮史的写法，中国部分取文体史的写法。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与文学理论思潮纷呈，大约有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这样六个大的块团，虽然块团之间有交叉，像后现代块团中西马理论家便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些块团都具有国际性，不仅是传播，而且是传播中的发展，都是跨国度的，因此无法采用国别史的写法。中国部分只有从文体史的角度，才能写清楚在一个时代的总体模式之下每种文体各自的表现及其原因。如果采用通常的按时代切开，使之横贯各种文体的写法，那么各种文体内在的逻辑就因这种切割而难以得到完整而流贯的把握。 文学研究有两大领域：一是文学史，一是文论史，这两个领域既相通，又相异。我是以我在文学史研究中已经运用的那些原则和下述诸点想法来革新文论史研究的。 第一，必须是活的文学理论，才是代表了某一个时代的理论。所谓活的文学理论，乃是指在创作和批评中实际发生了作用的意见和主张。由此，作家的创作主张成为关注的重点所在。唯有坚持这一点，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新鲜的艺术经验及真切的历史教训的总结上。 第二，强调文论史与文学史的融合。对于那些有明确主张的作家，需要将其陈述的主张与其全部创作结合起来分析；对于那些没有明确主张或是甚少说明自己创作主张的作家，则需要从对其全部创作的分析中，将其实际奉行的主张概括出来。这样，对于文论的总结，就与对于创作的总结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 将文学史与文论史融合起来，这自然使得研究工作的艰巨性及其工作量，极大地增加了，然而，任何开创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必须是不畏艰辛的。 第三，本书不以作家或批评家立章，那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都是放置在文学思潮、文学走向或文学理论中来加以论述的。一般说来是文学思潮和一定的文学理论造就、约束了作家。而作家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则又往往在于他们或是最为典型地代表了某种文学思潮和理论，或者直接就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而造就了某种文学发展的走势，推动了某种思潮对于创作的覆被。我写作本书中国文学、中国戏剧部分的信念是：理论史便是文学史，并且是更为典型、更为集中、发展脉络更为突出、感性与理性密切融汇着的文学史。 第四，文艺思潮与理论，必然具有时代性。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都有其基始性的矛盾，“基始矛盾在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是“在一定方向上的随机性发展中滋生出复杂结构的进程”（拙著《文学史新方法论》第216页）。文论史的研究便是要抓住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基始性矛盾，在其由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激荡而产生的发展方向中，将一个复杂的理论结构是如何在一系列的变动着的时代因素的作用下形成、鼎盛、衰落，并向着另一种结构状态演化的过程，阐述出来。在一个时代盛行以至于占统治地位的此种具有复杂结构的理论，便构成为一个时代的理论模式。对于一个世纪文论史的总结，首要的任务就在于将它的基始性矛盾及展开与其形成的模式揭示出来。 第五，文学具有民族性，文学思潮与理论具有跨国度之中的民族变异性，而文体的本质特征则具有不同国度与民族间的普同性。 然而，某种文体在不同的国度与民族之中的发展道路可以大相悬殊，并且在一个国度与民族中，同一种文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发展状态也大不相同。由此，在同一民族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某种文体的认识也并不一样，虽然一种传统会在殊异的各种认识中积累并贯串下来；而不同民族对于某一种文体的认识的殊异性也就更大。 文体又具有时代性，文体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繁茂的过程，一种文体的发展乃是一个分化与类型转换的过程。因此不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体，而且同一种文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分化及类型转换之状态。 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对于文体本质特征的认识殊为困难。虽然文艺理论、文艺史著作已汗牛充栋，但人们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些文艺体类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矛盾，至今仍缺乏深刻而完整的认识。 要想在文体的本体论上取得突破，唯有打通中西古今方才能够做到。举一个例子来说，诗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答案是“诗言志”。然而，柏拉图则将诗说成是模仿的。并且，西方不同的文学流派对于诗的解说也不一致：浪漫派将诗看成是心灵的歌唱、感情的流露，这和中国的“诗缘情”说较为相近；而新批评派则将诗定位在知识上。只有汇通了中西古今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必须从发生学上来思考，亦即从它与神话思维的关系上来着眼，才能求得覆盖中西古今所有诗歌现象的那样一种对于诗的认识。 第六，处在同一模式的笼罩下，不同文体体现这一模式的方式，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各种文体在总的趋向的相类中，各有其不同的理论上的争论，并且每一种文体的发展轨迹亦有受其本体性所制约的相异。一方面，每种文体在同一模式下独异的运行轨迹根源于其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通过在一段漫长时期中某种文体的发展状态之独异性，方才能够探索出这种文体的本质特征。本书的中国部分之采用文体史的论述形式，正是为了更为充分地勾画出同一模式下的多样的表现，正是为了求得对于文体本质特征认识上的突破。并且，只有从文体本质特征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出发，我们才能够达到对某种文体或文艺类型在一个世纪乃至一个半世纪中的发展作内在逻辑的流贯而完整的把握的高度。 要之，注目于活的文论；将文学史与文论史融合起来；以文艺思潮、走向与理论立题，将重要的作家放置在某种思潮、走向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论述，或者即以某个作家为某个思潮与理论的整体的或是其中某个阶段的代表；揭示一个时代文艺创作与批评模式之形成、鼎盛、衰落的过程；以中西古今之会通来突破文体的本体论；从文体的本质特征及其内蕴的矛盾出发，体现时代模式的变动，流贯而完整地把握一个世纪中某种文体内在的逻辑进程：上述这样相互贯通生发构成一个整体的六点，便是我革新文论史的主要做法。而应尽力开掘资料并注意资料之中蕴含的变动，既要尽力增多与保持原生色调，又要出离于琐碎繁杂，在注释内容及其方式上要注意使之能体现历史的原貌，这是在文献资料方面的三项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