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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诗作的文化—诗学阐释(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王攸欣 参加讨论

    新文学前辈对卞之琳的欣赏和扶持更是卞之琳成长的良好语境。由于老师徐志摩、叶公超垂青,卞之琳很快进入新月派和京派文学圈。卞之琳上徐志摩的英诗课时,交了自己的习作,徐激赏,不仅交给几家刊物包括《新月》《诗刊》上发表,且和沈从文商议给他出一个诗集——沈定名为《群鸦集》。(21)沈从文也成为卞的欣赏者,写了《〈群鸦集〉附记》,称卞之琳“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的人情,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22)。陈梦家编《新月派诗选》(1931),选入了初露头角的卞之琳,并在诗选序中称卞之琳是“很有写诗才能的人。他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盘沙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如‘黄昏’,如‘望’都是成熟了的好诗”(23)。1933年,沈从文垫款为卞出版了第一个诗集《三秋草》,并写了书评。(24)朱自清也在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书评,指出卞诗联想出奇、比喻别致、感觉交错(指通感)、诗思跳跃,以现代人尖锐的眼,写出精微的道理。(25)朱自清的评论平实而贴切。卞之琳不仅得到京派的认可,和倾向左翼的《文学季刊》群体关系也很密切。巴金刚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出了卞的第二个诗集《鱼目集》(1935)。才华横溢的批评家李健吾,敏锐地抓住了卞之琳诗的特质,认为他创造了新的言语:初看是陈述,再看是暗示,暗示而且象征,文字那样单纯,情感那样凝炼,表现了跃进繁复现代的生命的繁复情思,“对于他和他的侣伴……言语无所谓雅俗,文字无所谓新旧,凡一切经过他们的想象,弹起深湛的共鸣,引起他们灵魂颤动的,全是他们所伫候的谐和。他们要把文字和言语揉成一片,扩展他们想象的园地,根据独有的特殊感受,解释各自现时的生命”(26)。李健吾的阐释,不仅是评论,而且构成引导,卞之琳接下来两年的创作更充分地展示了李健吾这里总结出的特征。这正是卞之琳成长成熟并在1937年诗艺达到顶峰的必不可缺的语境。当然,这一语境也应该包括李广田、废名、梁宗岱、林徽因、闻一多、朱光潜、英籍诗人艾克顿爵士等人对他的解读赞赏。李、冯二人的文字成果虽然发表于1940年代,但他们和卞之琳当时就有亲切交流。把卞之琳14首诗选入英译《中国现代诗选》的艾克顿,也堪称卞之琳的知音。朱光潜也认为卞之琳和戴望舒一起,代表着新诗最新的发展方向。(27)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攻占文化古都北平,继而全面入侵中国,摧毁了卞之琳赖以创造的良好语境(28),过早地结束了他仅仅两年多的创作巅峰时期,迫使他在民族生存危机中,作为中华儿女不得不进入更为功利化写作的境地。尽管在这种境地中,他仍表现了出众的才华,创作了《慰劳信集》,却再也无法恢复他对于中西文化以及人性的最佳领悟状态。
    卞之琳晚年出版诗选集《雕虫纪历》(1979年初版),自谦“如果说写诗是‘雕虫小技’,那么用在我场合,应是更为恰当”(29)。在《自序》(1978)中,他以出色的记忆力和自我反思能力,对其写诗历程作了细致、深入的回忆、分析和阐发。卞之琳的反省因为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是相当自我贬抑的,表达也委婉曲折,自我肯定以微妙、隐晦甚至反讽的方式出之,以致不少人难以体会,又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对于他的超越性理解和评价。这一点也亟待我们以更高远的历史和文化眼光重新阐释和评价卞之琳。
    卞之琳谈自己1937年以前诗:“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第446页),“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爱淘洗,喜欢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产生一些小玩艺儿”(第444页),这在诗人既有自谦之意,也是他难免认同1970年代末意识形态之见——相对同时代人而言,卞之琳还算是保持了与意识形态距离的——却每被论者认可、发挥。其实,不说他的《西长安街》《春城》等有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感应,也不说他1930-1934年间的不少诗如《古镇的梦》《寒夜》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呼应,多数写个人孤独、失落、无聊的诗也具有相当强的时代感和代表性;就说他那辽远的历史意识、整体的文化意识和超越具体时空的生命意识,显示了足够宏大的气魄;他超越时代历史风云,领悟了存在与觉识,实体与表象,相对与绝对的关系,体会到“道”、“相对的绝对”、“生生之谓易”,也就达到了以一颗灵心,“掩有全世界的色相”的开阔、旷远人生境界。所以,卞之琳的境界和格局其实并不小而又无空洞迂阔之弊,乃是由细腻、微妙、陌生的经验充满,他的“好奇心浴在”人生世相的“每个隙间”,往往给人以惊喜。如《鱼化石》《断章》《圆宝盒》等等。这里且以《鱼化石》《尺八》等为例,略作阐释。
    《鱼化石》最初发表在1936年11月10日的《新诗》杂志时,仅四行: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象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附有一个约500字的后记,是《鱼化石》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30)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雕虫纪历》(增订版)时,诗人在标题下增加了“(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这句提示语,又把后记中的内容浓缩成四条,依次作为每一行诗的注释,并且把后记的落款日期——1936年6月4日——作为诗完成的日期。(31)《鱼化石》的完整文本经历了诗人45年的创作,刚好是他的半生,也是诗人之执著而近于痴的表现。提示语虚拟了两个戏剧性情境:鱼对即将融入的石头,女子对其情人倾诉,使读者有清晰的语境,并立刻意识到这首诗的多义性。第一行把事实化作意愿。卞之琳是由看一幅相册封面鱼化石浮雕图案而引发写诗灵感的,他把诗的情境设置到图案中情景之前。“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同时化用了两个隽语:艾吕雅诗句“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司马迁的“女为悦己者容”。文化智慧的积淀,不着痕迹地化入诗句,寓意为爱而调整自己的一切,同时也是为所爱的人展示自己。生命的绽放因为爱,也为了爱。因为自我表现少不了对方的注视,观看。第二行再进一步,因为爱而融入你的生活,因为你而展现我的生命历程。在水的线条、化石形态和人的生命过程之间,寻找契合点,就像旗给风一个姿态。诗人以鱼显示于水的波纹,显示于化石的姿态,隐喻女性的生命形态,为她所爱的人展现,这是从女子作为主体的角度来说的。而从女子作为客体的角度来说,所爱者对她的理解、体察、欣赏与爱,甚至具体的关心、爱护等行为,也是女子本身生存状态的显现方式,是她的价值展现方式。这一行由水的线条和对瓦雷里《浴》的联想,把鱼和女人联系在一起,也是提示语两个情境的文本根据。第三行关键在于镜子意象。任何意象都有其多面性。镜子意象也具有多义性。镜子意象喻意既可作真实、真诚、忠实解,因为它能够清晰地显现照镜人的状态,似乎不可能有更真实的显现了。也可以作距离、隔膜解,因为镜子只能照出一个人的外在形态,不能照出精神状态,而且它可能照出的是幻象,它与照镜人之间的距离总是无法消除的,镜中像毕竟不是现实中人。后记中说:我想起马拉美的“镜子”……是《冬天的颤抖》里的“你那面威尼斯镜子”,那是“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围着翼兽拱抱、金漆剥落的边岸;里头映着什么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一片止水里洗过她美的罪孽了;也许我还可以看见一个赤裸裸的幻象呢,如果多看一会儿”(32)。据此,诗人似乎在表达你作为镜子,看到的可能是我的幻象。而体会原文“你真象镜子一样的爱我呢”,更像一种对镜子映照功能肯定的语气。那么这就是表现爱的真诚了。第四行“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关键是“远”字。“远”是卞之琳炼字的著例。“远”是形容词,他活用为动词。这个词本是形容空间或时间距离的,这里他不仅用来表达时间的距离还同时表达性质的剧变。“你我”既指石与鱼,也指情人与女子,当鱼和石融合成鱼化石的时候,当女子与情人融为一体的时候,融合使两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既可是丰富、发展、与日俱新,也可能是都失去了自我,只留下陈迹,但变化就是一切。这一句连同“远”字,也点出了题旨:“生生之谓易”。“生生之谓易”,出自《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33)本指道的流行方式,阴阳转易,生生不息。也就意味着任何个体的存在过程是且只是大化迁流中的一个环节,变易才是根本,领会了这一点,就把握了道,即把握了世界之整体,所以“易”又有“易简”“不易”之意。结合诗意,可以看到,《鱼化石》后记中引述此语,是卞之琳在其情感、生命的感悟中,对于具体的存在个体和存在过程的超越,也是对于世界存在之根本的探寻,显示了卞之琳对于宇宙人生的体悟。这样一种体悟不仅足以笼罩万有,且可以从一切执著中获得解脱,但这种解脱又没有走向空幻,走向虚无,而是在对于每一个体生命过程本身的肯定中,作出的超越性体悟。这也近乎对于庄子之道的体悟,因为庄子之道就是包容并超越了一切个体及其演化过程的整体,《易传》本就有着道家的影响,“易”即近于庄子的“化”(34)。有了这样一种体悟,也就有了生命的信心,所以他说自己当时“心在峰巅”(第446页)。而在《成长》一文中,卞之琳又把“生生之谓易”和“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联系起来,解释瓦雷里《海滨墓园》中的三行诗,或同时也受庄子之启示,意识到一切都是相对的,当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时,也可以领悟到物与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都是相互转化的,特定的形态只是偏执之见,变易其实只是一气之贯穿。一物之成,是他物之毁,毁即是成,而且总体观之,此物他物是贯通为一的,无所谓成与毁:“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35)卞之琳在《成长》中也直接谈到庄子的一些观念,认为庄子把绝对打个粉碎。(36)虽然他当时对庄子所谓“绝对的相对”的理解也因袭着传统的误读,但庄子的智慧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融入了他的诗文,“相对”——立场的超越;视角的着意变换——主客易位;事物、情态间的相互转化——如“无之以为用”,就成了他诗作的重要主题和诗思脉络,如《断章》《无题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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