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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1929年进入北京大学西文系，获得了在当时中国深入了解西方当代诗歌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最佳机缘。卞之琳早慧，少年时期，于中国古典诗词有所熏习，也接触了新诗，产生了爱好，15岁时邮购过线装本《志摩的诗》。读中学时英语已经相当熟练了，甚至翻译过柯勒律治的千行长诗《古舟子咏》(11)。进北大，不仅有美籍教师毕莲女士教英诗，还有温源宁教莎士比亚。学习法文一年，即从法文直接阅读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瓦雷里等人的诗与诗论。叶公超因卞之琳才华出众，约他翻译了尼柯孙著作《魏尔伦》之一章——《魏尔伦与象征主义》和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这两篇译文，对卞之琳当时的诗学观念产生较大影响，完全可以与他的创作印证。这说明卞之琳对西方语言的娴熟掌握，获得了从原文深入理解象征派和其他现代派诗歌及其观念的机会。艾略特论文的中心观点是每一位具有个性的成功诗人都以自己的个性重新阐释、创造传统的精神和格局，同时也把自己汇入到传统之中。这一点成为了卞之琳自觉地继承、创新中国古典、现代诗歌传统的指针，卞之琳在自己的讲演稿《新文学与西洋文学》中也明确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加以论述。他强调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精神。(12)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写作、寻找客观对应物等诗学观念，也是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魏尔伦诗作亲切和含蓄的审美风格，在卞之琳看来，恰合中国古典诗词的主要传统。(13)尼柯孙总结的象征派特点，由亲切、暗示来启示无穷，往往在诗的最后一行“抖动一丝颤动的琴弦”的写法，更在卞之琳的不少诗作中得到具体运用，如《白石上》最后一行：“渐渐的溶进黄昏去……”，《尺八》：“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古镇的梦》：“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等。如果细读卞当时另一篇译文《道旁的智慧》，会发现其诗作中也有此文观念的印迹，即珍视某些箴言、俗语，在诗中加以发挥，甚至出现“道旁”的意象和用词。卞之琳还沉醉于西班牙作家阿左林，节选翻译了其自传体小说《小哲学家自白》。阿左林善写小镇风情，他笔下的西班牙风土颇近乎江南小镇，而他表现的孤独者的忧郁，青春期的迷惘，对西班牙民族的悲哀，与卞之琳的生存处境正相契合，因此卞之琳初期诗弥漫着阿左林风，以至于沈从文写了一首小诗《卞之琳雕塑》，揭示了他的精神气质以及对阿左林的偏爱。(14)这个时期翻译的其他诗文中的意象和观念，往往被卞之琳锻炼点化，融入了他后来的诗作，如波德莱尔的《时钟》，马拉美的《冬天的颤抖》，瓦雷里的《失去的美酒》等。瓦雷里更是卞之琳钟爱的诗人，其诗中命意和韵律都曾被卞之琳化用，甚至激发了诗思。当然，卞之琳对于象征派的接受，并不只是直接从象征派诗人的文本中来，和他所处的京派文学圈，也有很大关系。这个群体中的周作人、废名、叶公超、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都是国内最早对象征派有较深入理解的学者，梁宗岱尤以对象征派的着力阐发而著名。他在《文学季刊》(1934年2月)上发表了《象征主义》一文，联系古今中外的诗作阐述象征派的诗学和风格，在当时算是甚有深度的，他对瓦雷里的解释也很精到，卞之琳颇受影响。梁宗岱和废名都喜欢把象征派和中国古典诗人对照着相互阐释，毫无疑问对卞之琳有所启发。如梁宗岱以马拉美比拟姜夔：“马拉美酷似我国的姜白石。他们底诗学，同是趋难避易(姜白石曾说，‘难处见作者’，马拉美也有‘不难的就等于零’一语)；他们底诗艺，同是注重格调和音乐；他们底诗境，同是空明澄澈，令人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尤奇的，连他们癖爱的字眼如‘清’‘苦’‘寒’‘冷’等也相同”(15)，而姜白石正是卞之琳最为熟悉、自觉取法的南宋词人。梁宗岱所点出的马拉美诗、姜白石词的特征，也正可看作是对于卞诗风格的描述，卞之琳恐怕也正是这个时期才开始有对姜夔词的深入领悟。至于“难处见作者”，尤其是卞之琳创作的追求，也是他所理解的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精神，即“以认真到近于痴的努力来修养了功夫而表现出随兴的风度”(16)。废名于佛学禅宗、《论语》、老庄、陶渊明、晚唐温李都别有解会，自己的诗歌、小说创作也别具一格，是卞之琳体悟中国传统和诗学精神的重要启发者。废名小说《桥》初出，即为卞之琳所喜爱，其中跳跃性的诗思、富于传统情趣的意象和大幅的空白，尤其是其体裁和风格，“有所脱化而无所依傍”，是对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和现代小说传统的融合创新，形成“诗化小说”，朱光潜当年就说“它对于卞之琳一派新诗的影响似很显著”(17)，卞之琳某些诗之意境与写法也确与废名有相近处。废名在谈卞之琳《十年诗草》时，就说卞诗真像温飞卿的词，不仅有温词的浓艳的高致，还有李商隐诗的温柔缠绵。(18)废名小说对于中国古诗中意境、典故、名句的活用，可能对卞之琳颇有启示，只不过，卞诗化用典故更为活泼轻灵，毫不粘着，就像他在诗《泪》中比喻所说的线与弧相切的空虚一点。当然，卞用典故，不限于诗，也不限于中国古典。(19)卞之琳倾慕的张充和对于古典诗词、书法和昆曲的爱好，很可能也是激发卞之琳醉心中国古典精神的有效介质。当时的京派文学沙龙，包括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约稿聚餐会，朱光潜慈慧殿“读诗会”等，叶公超、梁宗岱、废名、朱自清、孙大雨、朱光潜、林徽因、李健吾等人就语言的音色对于感觉表现的效果，现代汉语诗格律建设，内容与形式、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以及形式的创造即诗的实质等问题都作过相当细致深入的讨论。(20)卞之琳很可能从中获益，对于语词发音与感觉的关联以及情感色彩，把握相当精准，不仅表现在语词的选择上，也表现在音律的探索上。卞之琳对音律和音色的运用，有时让人拍案叫绝，如《还乡》中以诗行中三字顿的连续使用，或单行或双行的复沓，表现还乡者在火车快速而有节奏的行进中朦胧回忆儿时情境的那种节奏感和飘忽感：“眼底下/绿带子/不断的/抽过去，/电杆木/量日子/一段段/溜过去//”，把客观处境和主观感觉融合在语言形式中，可谓恰到好处，又富于创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