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时间的救赎 上述所论文学记忆，无论是作为现代性后果的断裂性记忆，还是试图恢复地方传统的族群记忆，还是独特的事件性记忆，在面对书写历史时，都离不开时间这一要素。只不过有的是将时间进行了传统与现代的划分，有的将时间打包封存悬置起来，有的则恢复了某种独特的时间观念。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说：历史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但是，历史学家不能只考虑“人”。人的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环境自然是个有时间范围的范畴。这里的“人”并不是个人，而是社会，是个有组织的集体性存在。这个集体性的“人”作为历史主体，对于时间采用何种态度，决定了“历史”的呈现形状和历史的实践走向，也惟有从近代时间模式的霸权中超离，才能将历史从“历史”中拯救出来。 西方时间意识有着不断演变的过程，古希腊文化中指向的是黄金时代和英雄史诗年代，基督教末日的观念则影响到中世纪人对现在观念的认识，直到启蒙时代以后进步的理念才进入历史，历史才转向未来。中国前现代时期的时间观念同样繁复多变，退化的、轮回的、进化的并存，在不同地域与族群之中也存在对时间的不同标记方式和认知范式。近代中国的时间观念则在现代性宇宙论的总体转型中发生变化，进步主义和现代感得以形成，而时间的前后也被划分为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而获得了价值和道德意味。这种时间观念辐射到各种有关政治、社会、文学进程“历史”的内在组成逻辑。 进化性的时间会带来“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的问题，即它的时间模式会带来分离，“当把世界划分成现代社会、过渡社会和传统社会时，它妨碍了我们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次，每个社会都被定义为一个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自主的、封闭的结构，因而无法分享社会间的或集团间的交换，包括内部的社会冲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社会依附。”这样的“历史”书写会造成弱势社会记忆能力被剥夺和丧失，而事实上“无论是那些宣称他们拥有自己历史的人，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都是同一个历史轨道中的当事人。”回到中国当代语境之中，“历史”所携带的科学权力和政治权势，让不同区域、族群的人共享了相同的历史话语，因而在主导性的历史语法逻辑之外的族群、故事、价值、异议者的表达是无法进入历史书写的。以文学史为例，比如旧体诗词写作尽管依然在进行，但不会进入到“当代文学史”著述当中（虽然目前也有少数文学史试图纳入）。这种否认某种文化具有“当代性”的举措，实际上就是拒绝它的同代性，剥夺其参与现实文化的权力。这部分被“历史”摒弃的“同时异代”的内容，只能在记忆中找到出口。 除了进化性的时间之外，“历史”的时间还是均质的。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曾提出过针对不同历史的三种时间划分：人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是一部近乎静止不动的历史，流逝与变化滞缓，是几乎超越时间的、与无生命事物接触的历史；在这部静止不变的历史之上则是另一部慢节奏的历史，这是一部社会史，即群体与团体的历史；第三种即传统历史部分，或可称之为个体、事件史，它是一种表层上的激荡，即潮汐在其强烈运动中掀起的波浪，一部起伏短暂、迅速、激动的历史。这样，历史就被分解为几个层次，或者说，历史时间被区分成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后来，他又用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指称这三种时间，它们各自对应的历史事物分别是结构、局势和事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万物都有时间上的开端和终结。这种时间是数学上的、神圣的时间，是易于模拟的观念，是外在于人的（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外来的’）时间。它推动人们，强迫人们，把他们个人的时间涂抹上同样的色彩。它的确是这个世界上专横的时间。”布罗代尔自然也了解社会现实的多种灵活的时间，但是依然强调“必须使用历史学家的统一时间——因为这种时间能够成为所有现象的共同标准”。这是科学化了的时间，而我想强调的则是文学的记忆时间，尤其是文学记忆所体现的心理时间、情感时间、非均质的时间。 心理时间最突出的表达无疑可以追溯到柏格森的论述，在《创造进化论》中，他将生命理解为超越机械论与目的论，认为无机体只有抽象时间，而生命才有真正的绵延。时间因而被区分为钟表度量的“空间时间”和直觉体验到的“心理时间”，也即“绵延”。传统的时间观念里各个时刻依次延伸、环环相衔而至无限的一根同质的长链；而“绵延”既不是同质的，又是不可分割的，唯有在记忆中方有可能存在，因为记忆中过去的时刻是在不断积累的。在柏格森看来，记忆更多与身体相关联，形象（意象）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绵延作为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要义在于不断地流动和变化，在文学史家的研究中，普鲁斯特的非意愿记忆便是受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而我在前文所述的哈萨克文本，则不仅仅是意识流动的问题，它提示的是整个记忆模式的翻新，即从“历史”中抽身之后，返回到族群传统的神话式时间模式中，口头记忆卓然跃动于文字书写之中。 口头传统是少数民族文学中独特的遗产，这也是我之所以在众多当代文本中特别选取少数民族文本的原因。蒙古、藏、柯尔克孜、彝、达斡尔、侗、苗等不同族群中，都有着大量活形态的口头文学遗存。这些口头传统的记忆依靠传承人或物质性的人工制品等记忆手段来完成，与书面文化中的文字线性记忆不同，它们大量的是非陈述性记忆，而不是陈述性记忆，但与后者又有互动关系。过渡到书面语之后，听觉向视觉转换，由于身体参与、体验感的变化，时间性也发生了改变。原先可能是循环、交替、交叉、缠绕的时间因为文字的逻辑顺序，而变得线性向前了，心理和心态也随之发生了所谓“原始思想的驯化”。伴随着的是记忆从神圣化到世俗化，再进一步历史化（科学化）的过程，原先的集体记忆被修改，但不是摧毁，而是以自己的叙事替代，口头文学的许多思维方式无疑渗透到其书面文学的写作之中。此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在主流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中尚属“存在者的缺席”状态。 “口头文化中的记忆的限制，遗忘的作用以及语言和手势的生成性使用都意味着，人类的多样性处于连续创造的一个状态，常常是循环性的而非累积性的，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社会之中。”这提醒了我们重视边缘记忆差异性时间的问题，客观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在这种记忆里被生命化的时间意识置换，从而也就是为当下写作与生活注入了活力。时间的多元化消解了“历史”所承载的沉重伦理，前面讨论的文学记忆的不同方式，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只是差异的不同，而没有价值优劣的差别。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导向某种极端的相对主义。记忆的价值弥散化，只是恢复历史的真正客观性，重新对“真实”做出界定和判断，并不是做审美趣味的评判。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历史客观性的恢复，只是要抵抗近现代“历史”书写的科学霸权，复兴多维度观察历史的可能，绝不是否认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尼采认为了解过量的历史会伤害生活，而了解生活也的确需要历史为之服务，“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是必需的，这表现在三方面:分别与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的话——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因为对于未来和现世生活本身的强调，尼采特别称颂那些“反历史”与“非历史”的人，他们深信文化的“可塑性”，并且有着强力意志，能够将过去同化、融合，成为现在生活的活力。那些对于历史带有纯知识性兴趣，如果不是过错，至少会有种迷恋骸骨的可悲。“这种毫无节制的历史感，如果被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就会彻底毁掉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并夺走了现存事物所赖以生活其中的仅有的空气。……如果在历史的冲动背后没有建设性的冲动，如果清除垃圾不只是为了留出空地，好让有希望有生命的未来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如果只有公正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创造性的本能就会被消耗和阻遏。…艺术有着与历史相反的效果；也许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时，它才能保持本能或是激起本能。”“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始终是创造性的旨归，历史主体必然要做出选择，就如同本雅明所说：“过去的真实图景就像是过眼烟云，它唯有作为在能被人认识到的瞬间闪现出来而又一去不复返的意象才能被捕获……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这个“认识”，也即历史观（历史主体使用历史的方式）至关重要，它体现为两种倾向：用过去教育未来，用未来规划现在。本雅明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下”概念，“历史主义给予过去一个‘永恒’的意象；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这个过去提供了独特的体验。历史唯物主义任由他人在历史主义的窑子里被一个名叫‘从前有一天’的娼妓吸干，自己却保持足够的经历去摧毁历史的连续统一体”。这里回响着尼采式的革命与创造理念，多元记忆的正当性就存在于这种革命性的创造中，而在时间的迭复回环之中，历史也愈加显示出其鲜活清晰的面容。 如今丧失了直接干预现实功能的当代文学如果要树立自己立足的基石，显然不是重复历史书写的话语，而是让自由意志游弋于融合未来、现在与过去的绵延时间中，在绘制多样的记忆图景中与历史话语构成互补、对话、博弈和交流。价值观的一统性破碎之后，如同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各种道德都出来竞争自己的市场，其后果显示出锋利的两面：多元化带来了解放，然而新的控制形式也随之诞生，“新的意识形态”正笼罩在当代文学的上空。文学书写如果不能承担其时代的责任，必将死于历史的旷野之中，而记忆多维度的展开可能预示了某种文学合法性与复兴的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库编纂与研究》(编号:11&ZD124)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扬子江评论》2014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