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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记忆的不同方式 文学记忆的多样性有待我们发掘，因为在许多场合和语境中它与主流历史话语是重合的，尤其在所谓“一体化”的时代，由于政治主旋律的强势话语，会导致文学书写自觉不自觉的上行下效、望风景从。“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文学中，尽管在后来者的阐释中，表面上一体的意识形态律令中其实充满了芜杂的日常生活与欲望缝隙，然而它们终究无法拒绝集体性、人民性、阶级斗争等作为主导性语法的统摄作用。即便是那些边疆与边地的故事如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蒙古族）、陆地《美丽的南方》（壮族）、李乔《欢乐的金沙江》（彝族）等，也充满了革命斗争、土改、合作化等“时代精神”的形式与内核。革命的宏大叙事在新启蒙与后革命时代转换成了个人主义式的自由话语或消费主义话语，虽然名目不同，但是它们从提供叙事结构的功能上来说是相似的——这样的记忆都被“历史”所左右。这种“历史”话语笼罩下的记忆不能说是虚假，它们同样构成了多元记忆的一部分，只是不具有在主流“历史”语法之外的文学独创性。下面我将结合几个晚近文本，讨论一下当下文学记忆的几种方式，希望在“历史”化的叙事之外，发现包含生产性的范例。 1.断裂传统的自我背反 傅察新昌描写新疆伊犁河谷锡伯营从晚清到1980年代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秦尼巴克》是一部引起较大争议的作品，作者在前言中称“《秦尼巴克》是我的心灵史，也是几代边疆移民的血泪史：人与兽、爱与恨、生与死、战争、灾难、咒语，以及一本寂寞的《圣经》，纠缠不清的家族复仇，像带着疾病、沮丧、挣扎和绝望，无非是在撒播灰色的尘埃。你现在看到的《秦尼巴克》，是一部与我无关的家族野史，但它绝对是边疆移民的秘史。从这部小说的表面上来讲，没有什么可读性，只有高度统一在人性意义上，才能得到公正的阐释。” 然而，正是“野史”和“秘史”对于历史的乖谬导致了不满，使得作者本人在北京被锡伯族人殴打。迄今为止还可以在“新疆锡伯语言学会”的网站上看到数篇对于该书及作者的严词批评。批评者所持的评判标准是“真实”与否，认为傅察新昌“没有完全真实地表现出历史，也没有真实表现民族的精神，作品中的很多描述是虚假的，把锡伯族描写成没有伦理、淫欲乱伦、不开化、荡女徜徉的野蛮，扭曲了民族真实的历史。” 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性诉求之间的冲突，然而细读文本却可以发现问题并不是“历史”的不真实，而是文学的不真实：作者无力赋予自己的虚构以诗性的正义，即便是从想象性记忆的角度来看，这个作品对于历史也依然是一种混乱、嘈杂的污名化处理。 “秦尼”是英语“China”的译音，“巴克”（Bak）则是维吾尔语“花园”的意思。这是一个被外来者表述的词语，最早见1931年于凯瑟琳•马嘎特（LadyMacartney）《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中的描述。苏格兰女人凯瑟琳是第一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的妻子，21岁时随夫到新疆喀什，在那里生活了17年，养育了三个孩子，后来在回忆录中创造了这个带有异国情调色彩的词语。“秦尼巴克”这个本来指代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词，傅察新昌为了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借用来指称伊犁河畔的察布察尔，而潜意识中已经是以他者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观照自己的故乡。这即便不是空间误置，也是一种自我东方化的无心之举：“秦尼巴克”在文本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于新疆乃至中国的隐喻。这种“他者的眼光”，却并不是超越历史层面的理性剖析和后见之明，而是没有特定参照系统的零散、碎乱材料的集合。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行为还是言词都以一种缺乏内在逻辑的方式展开，叙事中夹杂的新疆地方的正史性内容与虚构人物与情节之间无法有机融合，从而使得情节莫名其妙地逆转、性格令人意外地陡变，而当勉强敷衍成文时，最终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或者清晰的图景：锡伯营在这个长篇叙事中面目模糊，形象粗陋。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如果要把过去讲述成一个故事，必须要有某种公共性话语的传统，“没有传统，在时间长河中就没有什么人为的连续性，对人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世界的永恒流转和生命的生物循环”，其中关键在于完成思考，以便阐明记忆，并形成对它的命名。《秦尼巴克》的问题正是在于既无锡伯族群传统的话语继承，又不能全然借用外来的西方话语，无法完成对于过去的命名与思考过程，因而历史只能是一堆令人难堪的碎屑。过去的人与事如同雪崩一样溃散，铺满在叙事的道路上，让历史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的荒滩，于是作者在试图重塑记忆的过程中只是造成了自我的背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