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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屈赋生于怨情。 如上所述，绍祖在将《离骚》与《谷风》、《白华》比较时，已涉及这一问题，并言其“哀怨过之”。又云：“盖不佞居恒谓屈子生于怨者也，故鞶帨不胜其呻吟。宋、景诸人，生于屈子者也，故呻吟不胜其鞶帨。要以情文为统纪，岂可过乎!”在其看来，《离骚》是屈原情感堆积之下的自然流露，是对其自身怨愤之情的排解和抒写，是“以情文为统纪”者，故能做到情文兼胜，而非宋、景诸人可比。 其实最先注意到屈子之“怨”情者，是西汉刘安。刘安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19)，《离骚传》原有叙，总论屈原著《骚》旨意及《离骚》内容、特点等。据汤炳正先生《〈史记·屈原列传〉理惑》(20)一文考证，刘安《离骚传》之叙，被后人分割撺入《史记·屈原列传》中。今从《屈原列传》抽出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1) 刘安以为，屈原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刘安如此立论，着眼点在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盖自怨生”，实用孔子所谓《诗》可以“怨”之意。《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怨”，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怨刺上政”。邢昺疏云：“‘可以怨’者，诗有君政不善，则风刺之。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22)《离骚》虽是屈原“怨”情之表现，但以儒家《诗》教观念来看，诗人之“怨刺”，因“君政不善”而发者，是完全合乎要求的。因此，《离骚》之怨，在刘安看来，亦是合情合理。刘安以“忠怨”概括《离骚》之意旨，就在于要指出屈赋是完全符合儒家文艺观念之要求的。故《离骚传·叙》又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由此来看，冯绍祖之“屈子生于怨者”，与刘安之“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之间，当有某种联系，或言冯氏持论即由刘安《离骚传·叙》而来。冯本《楚辞章句·离骚》卷末总评所引第一位就是“淮南王安”，所引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曰：“蝉蜕于浊秽之中，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足可证明绍祖对于刘安之评《骚》论点是熟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其着眼点与刘安已有了很大不同：绍祖在叙述时，虽然也强调屈赋之生于“怨”，但其目的是欲指出这种“怨”情在作品中所起到的支配作用，而非如刘安那样意在表明屈赋之符合儒家诗教规范。 冯绍祖又有“观妙斋重校《楚辞章句》议例”，今将其中“印古”、“铨故”、“遴篇”三则摘录如下： 第一印古 《楚辞》先辈称王逸本最古，盖去楚未远，古文不甚流滥脱轶耳。后人人各以意撺易，若晦翁所次《九辩》诸章，固自玢豳，要非古人之旧矣。今一意存古，故断以王氏本为正。 第二铨故 《楚辞》解当汉孝武时，已令淮南王安通其义矣。惜乎言湮世远，今不复存。东汉王逸汇其故为《章句》，盖其详哉!至宋洪兴祖、朱晦翁，俱有补注，总之不离王氏者居多，兹专主王氏《章句》。洪、朱两家，间有裨益处，为标其概于端，俾读者得以详考，亦毋混王氏之旧焉。 第三遴篇 《楚辞》编于刘子政者十六卷，《章句》于王叔师者十七卷。至唐、宋而下，互有编次。而《楚辞后语》，则朱子仍晁无咎氏之故云。今主《章句》则仍《章句》，即莫赡《后语》不论矣。 于此则又见冯绍祖“崇古”的论文倾向。其刊刻《楚辞》，择以《楚辞章句》为底本，即说明了这一点。“王逸本最古”，“去楚未远”，“古文不甚流滥脱轶”，而“后人人各以意撺易”。即使是在明代影响甚巨的朱熹《楚辞集注》，由于“要非古人之旧”，亦为其所不取。而“铨故”、“遴篇”亦是循此原则。 绍祖这种“崇古”倾向，似应受到其祖父冯觐的影响。冯觐与汪道昆交好，汪氏在叙及与冯觐“同舍”共事时的一段经历时说：“及晋叔守尚书郎，则不佞同舍。于时诸曹群聚而讲业，不佞默默而目亲之。即不言，二三君子故知其有合也。及不佞操户说，晋叔默默而目亲之。即不言，不佞固知其有合也。”(23)汪氏为明代复古派之重要人物，可与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并肩。上引”群聚而讲业“、“固知其有合”者云云，当有指两人复古主张相同之意。此外，据冯觐之编著情况来看，亦可见出其复古的文学倾向。冯觐曾编选秦汉古文百六十篇，又曾批点《商子》与《楚辞》，其所属意，均在于先秦两汉之间。这与前、后七子所主张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颇有相合者。就冯绍祖而言，其校刊王逸《楚辞章句》，用意似在于延续、实践冯觐的这种复古倾向。 综上所述，因材料所限，我们可对冯绍祖作以下简单描述：冯绍祖，字绳武，浙江海宁人，为明故进士、广东按察副使冯觐之孙。与黄汝亨交善，且有书信及宴饮唱和之往来。其评论《楚辞》，注重屈子之“怨”情，推重屈赋，许之为“情文”，同时在《楚辞》版本的择取上，以古为尚，“断以王氏本为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