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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乱离中文人命运的巨变 太清二年(547)八月，侯景起兵叛梁，次年三月攻陷台城，控制了梁朝政权。在攻城过程中，战乱、饥疫让繁华的建康及三吴地区变成哀鸿遍野的废墟。侯景之乱平定后，萧绎移都江陵，但内忧外患，三年后，西魏攻陷江陵，对江陵城进行了洗劫性掳掠，至此，梁朝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身处家国巨变中的建康和江陵作家们，命运发生了根本转折，大致来说，其人生走向可分为以下四类： 1.殒命于侯景之乱、江陵之变。其中有些在战乱中被杀，如萧纲、萧绎以及众多的萧氏子弟[3](P64)；有些饿病而死，如萧衍、徐摛、庾肩吾、谢举、褚翔、任孝恭、伏挺、王筠、刘孝仪、萧子范；有些客死他乡，如萧子云、庾仲容、刘之遴、刘孝威；有些则死于梁末诸王内斗，如张缵、萧纶、萧韶、萧賁。 2.侯景之乱后出仕江陵、陈朝。如颜晃、许亨、沈众、杜之伟、阴铿、张正见、孔奂等先仕江陵，后仕陈朝；何之元、张种、岑之敬、江总等在乱后出仕各藩王府，后入陈；徐陵出使北朝，后返陈；周弘正、沈炯在江陵陷后出仕北朝，后返陈；周弘让则是先仕侯景，再仕陈。 3.江陵之变后出仕北朝。如王褒、颜之推、宗懔、刘璠、庾季才、裴政、萧世怡、萧圆肃、萧大圜等人，均是江陵陷落后，作为俘虏入北并出仕于北朝；庾信是奉命出使北朝，以梁朝已亡，遂入仕北朝。 4.部分文人下落不详。如刘孝先在萧纪幕府，后出仕江陵，江陵之变后不知所终；刘缓曾是萧绎荆州府中盛负文名之人，刘邈曾在建康被围时劝侯景议和，他们并有宫体作品传世，但其事迹仅止于这两场战乱。 以上诸人虽为官僚，不过其文集、著作均有史可考，许多人还有诗文存世，因此都可算是文人。其命运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两方面的历史信息： 第一，侯景之乱终结了梁代宫体文学的进程。两次战乱以后，以萧纲、萧绎为核心的宫体诗人群基本上零落净尽，除萧纲、萧绎之外，徐摛、庾肩吾、刘孝威兄弟、萧子云兄弟等重要宫体作家也都死于战乱，徐陵、庾信在南北间奔波，再也没有创作过一首宫体作品；其他如刘孝先、刘缓等，尽管此前曾是重要的宫体作家，刘缓还因描写宫女的“横陈”而闻名，但揆诸情理，当他们面对着家国之难和疮痍满目的山河时，应当再也不会去描写宫女的笑靥和风花雪月的生活了。这也意味着宫体文化的土壤已不复存在，梁朝宫体文学的进程就此终结；其终结的直接起点就是侯景之乱。 第二，江陵之变开启了南北文化深层融合的大幕。江陵陷落之前，这里汇聚了大批梁末文化精英，成为梁室中兴的希望所在，陷落之后， “阖城长幼，被虏入关”[4](卷四八《萧詧传》，P860)，使得梁末文人在侯景之乱后再遭沉重打击，梁室中兴之梦也就此破灭。从历史记载来看，南方文人同时大批入北，这是第一次。而当这批南方文化精英整体移植于北方之时，也就意味着南朝贵族文化的终结和更深层次的南北文化融合的开始。从此，这批文人在北方政权的更迭中迁转，在乡关之思和故国之恋中煎熬，庾信、颜之推就是典型。而庾信之侍奉四朝十帝，颜之推之历事五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庾、颜的遭际、心声及创作，不仅是入北南士命运的写照，更是入北南士所推动的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其直接起因就是江陵之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