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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鲁迅论战文的产生 1925年杨荫榆出任女师大校长，她的一系列行为很快引起了学生的不满，于是引发“女师大风潮”。鲁迅公开支持学生的反对运动，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开辟“闲话”专栏，对“女师大事件”表达了与鲁迅不同的态度。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笔战开始。他收在《华盖集》中的论战文都是与“现代评论”的交锋之作，包括《“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咬文嚼字》(三)、《“碰壁”之余》、《并非闲话》(二)、《十四年的“读经”》、《并非闲话》(三)、《我观北大》、《碎话》、《“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我的“籍”和“系”》可以看出论战文与“漫谈”体的关联。文章从中国人引经据典的妙法说起，笔法与其他的“杂感”相同，用“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13)引出论辩事由。下一段岔开一笔，转而写到宋人不准南人做宰相一事，“至于‘某籍’人说不得话，却是我近来的新发见。”(14)转回话题，之后开始摘录引用陈西滢的原话： 于是乎我说话了，不料陈西滢先生早已常常听到一种“流言”，那大致是“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先生代为“可惜”，虽然他存心忠厚，“自然还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无奈“流言”却“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怎不使人“怀疑”呢？自然是难怪的。(15) 句子之间的关联词很多，并且以转折词为主。如“不料”、“恰巧”、“虽然”、“无奈”、“怎不”，最后用“自然”，在语义上迂回而来。 后面两段围绕“我”的“籍”和“系”展开，接着引出对“挑剔讽刺”这一批评的辩驳，“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16)与之前的“现在我一说话”相呼应。再由此想到古代关于“流言”的“鬼格言”，接着有一段关于“尊敬”的议论，文章的中心论题出现于结尾处：“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17) 这样的论战文章在写法上与其他的“杂感”相差无几，不同处在于，论敌的话引出感想或者成为表达观点的材料，并用论敌惯用的词语充当句子成分。文章各部分之间转折虽多，仍互相呼应，其间有引经据典之处，亦有直接的议论，有岔开一笔的写法，亦有属文连类的自然联想，不过各部分大致围绕中心议题展开。 《并非闲话》是一篇更复杂的论战文。文章开头即说明写作的缘起：女师大学潮后，“我”与“现代评论”的反应不同。之后引用了一段“要紧”的“闲话”，对此，鲁迅先说陈西滢有“超妙的识见”，因为相信“流言”与不查籍贯。这里的辩驳主要在“语言”使用的层面。接着对陈西滢以“偏袒一方”为“可惜”一事作出解释，之后突然一转：“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18)转到“流言”的话题。 之后转向驳斥陈西滢的另一条说法，即把学校比作“臭茅厕”，鲁迅抓住这个论断中包含着的“饭店开会”和“把守校门”两件事的时间先后问题，认为陈西滢的说法违背了事实，可以看成是“偏袒”。然后绕回到“偏袒”二字上： 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19) 虽由“偏袒”一词引出中国“人情”的议论，但锋芒处处暗指陈西滢和杨荫榆等人。之后谈到解决学校风潮的办法：先关闭饭店。最后又一转：“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又是一通社会批评。 鲁迅在文中发挥了“杂感”中常用的“咬文嚼字”的写法，将对方话语中的“关键词”作出抽离语境的理解，以证其言辞不通或自相矛盾，进而认为其用心险恶。《并非闲话》中有一段： 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谎言之易于感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20) 此段围绕“流言”引发议论，说明陈西滢等辈对待“流言”的别有用心，并揭示出“还是不信”、“可惜”、“常常”等修辞的虚假性。 这篇文章由论敌的论断起，指出其中的用词错误以及事实错误。鲁迅有时会因为词语上的联想而岔开议论，议论的方式则与其他“杂感”相同，不同在于议论的机锋暗指具体讽刺对象。他喜欢寻找对方在措辞上的漏洞，在短暂的议论以及辩驳之后，往往又会回到对方的其他说法上，再次辩论。鲁迅主要是抓住对方语言上的问题，一般不深究其背后的逻辑。由于对方不同的言论在“文字”上有所关联，鲁迅在议论的时候往往将相关的内容联系起来一起讽刺。文章有一些关键的词语贯穿始终，但没有中心论题，谈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样的文章缠绕在“文字”之间，兜兜转转，“抒情释愤”。 关于卷入这场笔战的原因，他的说法是：“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21)这里的意思是，“正人君子”们把“公理”、“正义”等宏大的词语作为压迫对方的手段，这些名词内含着道德优势，但只是虚假的“面具”，用来压制对方，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强权”。鲁迅写作论战文就要揭去对方的“面具”，“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他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22)反对“遵命文学”和“庄严高尚的假面”，都可以见出他反抗由文字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强权”。 鲁迅也承认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23)。他在《无花的蔷薇》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24)鲁迅论战文中体现出来的“被毁则报”的“人情之常”，有时不免带有些许偏执与激愤。 相比于从逻辑上“平正公允”地攻击对方，鲁迅更习惯于展开语言攻势，以自己的言语系统直接攻击对方的言语系统。对方的言语系统被他视为需要揭去的“绅士”的面具，以此露出“本相”。这样的文章写出来自然是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但由于其主要作用于对方的语言与人格，未能触动立论的根基，辩论的实际效果恐未必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