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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坛掌故 谢泳在谈现代文学中的“掌故之学”时指出：“所谓掌故一般是指旧人旧事，旧制旧例，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史实传说。……掌故笔记的特点是以当事者叙述经历和文坛现状，偏重人事和内幕事实的叙述，是正史之外极有利于人们判断历史细部、细节及偶然因素的一类文献。”(12)也许与现代文学书籍收藏家身份有关，与谢泳不同，唐弢先生在谈掌故时，往往将其与书联系在一起。例如，他在谈及书话的要素时，曾概括了“四个一点”：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13)可见围绕书的人事掌故也是书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书话作者又大多是亲历、亲闻这些人事场景的文坛中人，所以他们记录的这些掌故就成为我们还原历史现场的重要依据，也可作为文学史和人物传记编写的参照之用，有助于深化和细化文学研究。 舒乙的《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一文有关文坛掌故的介绍，就为我们全面细致地了解《茶馆》剧本创作始末、作家意图与作品内涵等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材料。该文讲到，1986年舒乙在老舍故居现存的《茶馆》手稿残稿中找了另一部《茶馆》，共四幕六场，从人物构成、时间地点、故事情节、对话等方面看，都和我们熟知的《茶馆》不同。只有第一幕第二场的地点是茶馆，非常接近于现在的《茶馆》第一幕。舒乙称新发现的稿本为“前茶馆”，而把大家熟知的那个版本称为“后茶馆”。由此引出对《茶馆》剧本创作的历史钩沉：(一)关于“前茶馆”的创作背景和初衷。建国后，老舍曾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历史责任感积极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创作了《龙须沟》《春华秋实》等大量作品。“前茶馆”的创作也不例外，“一九五四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了，老舍先生很想写一部关于宪法来之不易的话剧，教育后代，配合宪法的宣传和实施。……年底便开始酝酿创作这部史诗性的话剧了，这便是《前茶馆》。”(14)正是出于这种配合政治宣传的动机，“前茶馆”的历史背景选取了四个在政治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1946到1949的解放战争。在剧本写法上也有配合的痕迹，另据林斤澜的《〈《茶馆》前后〉的后话》一文介绍：“(‘前茶馆’除第一幕第二场外)上下五场或正面或侧面扣着政治事件，人分左中右，议论分正反，命运各随政局变迁。是五十年代规范的图解写法。”(15)(二)关于“前茶馆”到“后茶馆”的转变过渡。“前茶馆”剧本完成后，“在决定排演与否的时候，进行了一场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大家(北京人艺的导演和演员)对第一幕第二场兴趣最大，最后，形成了统一意见，干脆请老舍先生按第二场的路子重写一个以茶馆为中心的戏，可能效果更好。”(16)这个意见帮助老舍先生摆脱了配合政治宣传的束缚，进入了一个他所熟悉的、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他欣然接受，直接把“前茶馆”的第一幕第二场移植到“后茶馆”中来，稍加增补，演变成第一幕，并根据这一幕创作了第二幕和第三幕，这才有了“后茶馆”。其所选取的历史时期也改为三个——戊戌变法失败后，1919年的军阀混战时期，抗战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三)文中还讲到了一个关于《茶馆》历史分期的掌故：“记得，在看《后茶馆》彩排之后，周恩来总理曾对焦菊隐、夏淳和几位主要演员说，他认为《茶馆》(指《后茶馆》)的时代背景选得不够典型，应该写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年北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谈完这个意见之后，周恩来总理特别叮咛了一句：‘不过，请先不要告诉老舍先生这个意见。要说，还是我自己跟他说，我恐怕别人代说，说不清楚，耽误事情。’后来，导演们还是向老舍先生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他听了微微一笑。”(17)这“微微一笑”颇具意味，最终老舍并没有改。其实从“前茶馆”可知，他早试验过一次了。曾经愿意服务于政治的老舍，这回坚持了自己的艺术立场，没有再配合。而正是这个偏偏不配合的“后茶馆”，才成就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和高峰。事实上，舒乙的这则书话既有文献史料的考证，又有人事掌故的回忆，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我们展示了《茶馆》剧本的来龙去脉和老舍当时复杂的创作心态，对于知人论世很有史料价值。 再如马波的《杨沫与〈青春之歌〉》，他所讲的有关《青春之歌》一则掌故，为我们更好地评价和认识杨沫对卢嘉川这个“革命引路人”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有益的史料。1951年9月，杨沫完成了《青春之歌》提纲的写作。也就是在这个月，她接到了久已断了联系的抗日战友路杨的信。这封信激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原来杨沫和他曾在抗战时期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谊，但两人因为种种误会没能走到一起，后来就和他失去了联系。现在路杨的信又引起杨沫深深的思索，虽然有很多留恋和不舍，但她知道阴差阳错，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在一起了。“杨沫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路杨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两人之间的波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终于借着写《青春之歌》，有个机会发泄了。“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杨沫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18) 以上所说的《茶馆》《青春之歌》，当然只是举例性质。另外，当代文学史上还有一些影响不是很大，或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进入现有的文学史的，关于他们的事迹材料也很少。面对这种状况，相关书话有关人事掌故的记录，就显得特别重要。如王元化的《〈无梦楼随笔〉序》，他在文中所说的张中晓生前与他相识、来往的人事片段，特别是张中晓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后生活陷入绝境，几度写信向他求助的段落，(19)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并证实了张中晓创作《无梦楼随笔》时所处的艰难境遇。张中晓和《无梦楼随笔》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所知，相关的研究也是一片空白。该篇书话中的人事掌故就成了我们了解其人其书的珍贵史料。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书内外人事掌故中涉及的逸闻趣事、隐痛沧桑、内幕秘闻等种种片段花絮，不仅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史料资源和研究线索，而且也可弥补文学史中所无法展现的细节，赋予干枯的历史以血肉，让我们感受更加具体生动的文史春秋。谢泳曾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分为“论说”与“掌故”两个传统，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个传统在教育体制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成为很难偏废的一种史料，它对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掌握作家、社团和流派间的细微关系都有很大帮助，我们不应当只把这点东西看成是一般的文坛内幕、轶闻传说，而是要在掌握大时代背景前提下，从这些细微史料中养成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基本能力。一个学科如果要发展的平衡，应当是这两个传统都不能偏废。”(20)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深表赞同。当然，要想真正改变现有的研究状况，使两个传统(“掌故”传统与“论说”传统)都不“偏废”，还需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它的前提是我们对“掌故”传统，要有自觉的学术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