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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抗战文学历史地位应有评价的，除了曾经有过的政治禁忌之外，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看法，就是所谓“抗战文学，有抗战，而少‘文学’”，即缺少文学性，或曰文学价值不高。抗战时期，宣传需求急迫，而生活环境恶劣，日常的饥饿威胁，无常的死亡威胁等等，使得作家处于不安定之中，因而难免出现粗制滥造之作。但是，仅凭部分作品的粗糙便认定整体上文学价值不高，或者认定缺少经典作品，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文学研究的确应该关注文学价值，但文学从来不是只有审美形式要素的单晶体，而是包含着社会、文化、心灵、审美等诸多要素的复合体。文学如果抽去历史、文化与心灵内涵，只看艺术表现技巧，未免过于纤弱单薄。抗战文学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从1895年陡起峰峦的台湾抗日文学，经清末民初大陆流行的“国难小说”、忧时诗词，五四时期的国家话语，到“九一八”、“一?二八”激起高潮的抗日文学，再到伴随八年抗战全程以及胜利后仍有延续的抗战文学，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扰之苦，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终于奋起反抗、赢得最后胜利的悲壮历史，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人心灵的创伤史、成长史。中国素有以诗证史的传统，要想全面把握甲午战争前后大陆与台湾的血脉亲情与割裂巨痛，尤其是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细节、国民性的耻辱与光荣、委顿与觉醒等，抗战文学是不可或缺的考察对象。 80年代，曾有人提出启蒙与救亡消长说，认为抗战爆发之后，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启蒙便隐去了。当80年代强调启蒙价值的时候，这种观点给抗战文学的估价带来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始终交织在一起，启蒙任务的提出，即缘自救亡的需要。五四时期启蒙思潮高涨，正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所设计思路的实践：“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见，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⑥也就是说，个性解放潜在的最终指向仍是民族解放。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抗日的确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一主旋律不是单色音调，而是救亡与启蒙紧密交织的复合音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尤为明显。有的作家双管齐下，两条主题线索均有创作，如曹禺既有抗战剧《蜕变》，也有批判旧式家庭、主张个性解放的《北京人》；巴金既有抗战小说《火》三部曲，也有《家》的续篇《春》《秋》。有许多作品则是双重主题变奏，短篇小说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在医院中》，长篇小说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巴金的《寒夜》与老舍的《四世同堂》⑦等。 对现代文学史上抗战文学范畴的认定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只是抗战时期的抗战题材文学，广义则应该包括更为丰富的内容。从历史的延长线上，前有台湾抗日文学、清末民初的国难文学、“九一八”以后大陆的抗日文学，后有40年代后期的抗战题材文学。从抗战时期的广度来说，抗战题材包括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题材，民族受难(难民逃难、受戮、被奴役等)题材，敌方题材，大后方直接与抗战相关的题材(兵役、后方医院、后勤供应、官吏腐败、投机者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等)，借古讽今、鞭挞投降与分裂的历史剧；除此之外，还有表面上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题材、日常生活题材、乡土题材，如历史题材的《伍子胥》，故乡追忆的《呼兰河传》，谈生活趣味的“雅舍小品”等。表面上没有直接关联，实际上有着内在联系。抗战时期作家流亡，才有了对伍子胥历史故事的深刻体验，因而才能创作出那样一种情调悲怆、节奏逼促，表现出对生命与历史具有深刻感悟的作品。乡土追忆并非萧红的个人创作行为，而是一时的风气，这是因为作家眼见山河破碎，亲历流离失所，才对故乡倍加思恋。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对封建宗法制与封建礼教的批判，而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虽然也有这样的内容，但其比重明显缩小，追忆带有甜蜜的忧伤、暖人的温馨。即便是似乎要以创作实践来证明抗战时期也可以创作“与抗战无关”之作的《雅舍》，也能够看出作者在抗战中以苦作乐的苦趣。至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则既有抗战内容，也有生活趣味，二者相互交织，相得益彰。 在硝烟弥漫的抗战背景下，人性的幽曲诡异，精神的博大玄妙，都得到了深邃的探寻与准确的把握。战争是异常残酷的，它不仅破坏和平的日常生活与正常的社会秩序，毁坏人类辛勤劳动的建设成果，摧残人的肉体生命，而且极易使人性发生异化，戕害人的精神生命。路翎小说不止一篇(部)揭示这种残酷性，尤以《财主底儿女们》最为惊心动魄。中国军人本该血染沙场，报效国家，保护人民，也许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中，他们确曾浴血奋战，但是，在南京会战失利之后，一股溃兵却做出了与其天职相悖的恶行。也许是死神临头，道德约束就变得极其脆弱，恶魔性随时都可能登场。自暴自弃的溃兵纵火、抢劫，强奸村姑农妇，滥杀黎民百姓。这血腥的真实描写令人痛楚、悲哀，也引发读者对战争的深思。最后，几名溃兵终于良心发现，清除了破坏性极大、传染性极强的兵痞石华贵，重返抗战洪流，这一反转才给我们些许安慰。《财主底儿女们》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示出人性的异化与反转，而且在于刻画出知识分子人格升华的艰难历程。正如胡风在《序》中所说：“在这部不但是自战争以来，而且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⑧ 作品中的旷野，是个多义的象征物。对于蒋纯祖来说，旷野是战争的象征，旷野意味着人格的熔炉、力量的源泉、灵魂的绿洲、生命的归宿。旷野意义的开掘及其与人物的关联，显示了路翎敏达的悟性与超拔的艺术才能。 内涵如此丰富的抗战文学，怎么能说价值不高呢？ 即便说艺术水平，较之抗战之前也有了长足发展。报告文学这一后起之秀有明显的进步，正如以群在《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⑨中所说，由平铺直叙到提要勾玄，由记录直接的经验到表现综合的素材，由热情的歌颂到冷静的叙写，由战争的叙述到生活的描写，由以事件为中心到以人物为主体，经过抗战的淬火，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真正成型了。“鲁迅风”杂文风骨铮铮，历史杂文空间辽阔，历史与现实交汇，幽默、讽刺、机智、反语等手法运斤成风。记叙抒情散文写法更趋多样化，刚健、深沉风格尤显突出。《伍子胥》《呼兰河传》《看虹录》《初吻》《荷花淀》显示出诗性小说的诗性魅力，《财主底儿女们》《金锁记》拓展了心理世界的描写空间，直逼心灵深处的真实，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令人惊悚的笔力。《寒夜》《淘金记》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攀上了一个新的巅峰。通俗小说在叙事方法的现代性转化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雅俗交融在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的创作中显示出新气象，《八十一梦》代表了现代寓言体小说的成熟。30年代的代表诗人艾青，气势更为雄浑，笔力愈加遒劲，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写出了《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其社会意蕴、心理空间、音乐感、画面感及其参与生成的象征美具有强烈的感人魅力。臧克家的诗歌经过抗战的淬火之后更为沉雄宏阔，《古树的花朵》(《范筑先》)开现代英雄史诗之先河，《感情的野马》在战争背景下吟诵出一曲清澈而婉曲的爱情咏叹调。如果说抗战前的臧克家还只能说是带有深刻乡土烙印而又略显单纯的乡村诗人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臧克家则成为中国“笔部队”的号兵与抗战文学交响乐团的多面手。七月诗派激情充沛，格调刚健，气势磅礴。冯至等诗人成功地完成了十四行诗中国化的实验，提升了新诗的审美境界。“中国新诗派”也在战火中锻炼成熟，其代表诗人穆旦经历过赴缅作战九死一生的考验，写出《森林之魅》那样的经典诗篇，其色彩、音韵、旋律、格调、情节和对战争与生命的哲学思考水乳交融，精神之深邃与诗艺之精粹堪称40年代中国新诗的又一座高峰。曹禺的《北京人》，以浸透了抒情味的日常生活写实发掘人的精神悲剧，实现了向契诃夫式的生活化戏剧的跨越，其表现空间的深广性与艺术的独创性当为曹禺之最。话剧真正为广大中国观众所接受并喜爱，当归功于抗战背景下的广场话剧与剧场话剧的双重勃兴。可以说，抗战的全面爆发虽然改变了某些文体发展的道路，但并未终止文学的前行步履，反倒大大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艺术空间，其审美价值不容低估。 有些人只看见抗战初期的呐喊与控诉，便断言抗战文学有抗战而无文学。实际上，抗战文学为现代文学史增添了许多艺术新质，其审美研究空间广阔。不仅艺术建树值得肯定，而且艺术上的探索也应该予以认可。试想，如果老舍没有抗战时期多部话剧的尝试、摸索，怎么会有后来炉火纯青的《茶馆》面世？如果没有抗战的烽火沐浴，文学史上就不会出现七月派、中国诗歌派、药蛋派文学、荷花淀文学，也不会出现《白毛女》式的民族新歌剧。抗战文学显示出中国文学富于希望的诸多可能性，至于后来是否得到充分发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抗战文学既有抗战，也有文学，抗战是中华民族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地反抗，文学是广袤深邃流光溢彩的审美世界。如此抗战文学，理当在现代文学史上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注释： ①《中国文学通史》，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现代文学卷》(上)，张中良主编，《现代文学卷》(下)，张大明主编。本文之所以以此为例，一则此书吸收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0年版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唐弢、严家炎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张炯、邓绍基、樊骏总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的成果，也尽量反映了近年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二则因为笔者列名为编委，参与过结构的讨论，这里有自我批评的意味。 ②《战地诗歌》，桂林：春秋出版社1942年版。 ③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1日。 ④《森林之歌——祭野人山上的白骨》，初发《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重新发表时，略有修改，题目亦改作《森林之歌——祭野人山上死难的兵士》，收入《穆旦诗集(1939—1945)》(自费出版，1947年5月)时又略有修改，题目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⑤《七月》第3卷第4期。 ⑥鲁迅：《文化偏至论》，初发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7号，署名迅行。 ⑦《寒夜》与《四世同堂》均完成于抗战胜利之后。 ⑧胡风：《序》，《路翎全集》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⑨《战斗的素绘?代序》，作家书屋194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