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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境理论：为己与为人的双重功能 生于天地间，王国维生命的脚步，总显得异常匆忙。王国维给人的印象，很是平静，但是他的心灵，却常在惊涛骇浪间，苦苦挣扎，难以平静消歇。王国维生命之弦，总嫌绷得太紧。他的情感浓烈得像酒，因而，他的忧伤，总是没法除去，他的痛苦，实在也难以消弭。要而言之，他的悲痛忧伤有二。 其一，他悲己忧生。他幼年丧母，早年即种下悲伤的种子。王国维曾说，歌德之母性情优雅，对歌德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对歌德的羡慕，实是对幼年丧母之痛的流露。研究表明，人与世界建立的最初和谐关系，凭借的是母亲。母亲离去，和谐关系遭受破坏，必留下心灵的创伤。据王国维交代，他的性情向来忧郁。可以说，王国维的性情忧郁，是他生母早逝，给他带来心灵创伤的某种折射。祸不单行。王国维步入中年，结发之妻又永远离他而去，给他留下的是满目的凄凉。挣扎于悲痛中，人生何去何从，前方的路途何在，他深感焦虑迷茫。他在追问，但不知所措：“试问何乡堪着我？欲求大道况多歧。”他说：“‘我瞻四方，蹙蹙非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④在此，与其说是诗人的忧生，还不如说是王国维自己的忧生。性情悲伤，生事亦累，他尝遍了人生之辛酸苦辣。 其二，他伤道忧世。晚清局势风雨飘摇，社会文化山摇地动。史学家钱穆指出，晚清的最大特点是变。⑤变以及变的渴望，凝聚成浓厚的精神气息，在晚清语境中，蔓延开去。王国维就处身于巨变的时代情境中。西方列强的入侵，把中国推到亡国灭种的险恶境地。洪杨之乱的爆发，损伤着中华帝国的元气。外患与内忧，使晚清大厦，摇摇欲坠。知识精英的求变意识，变得空前强烈。历史地看，求变的焦点，由洋务运动的器物，移到维新变法的制度，最后定格于西方的学说。对此贺麟说过，中国人意识到，西方的器物、制度背后，有深厚的观念支撑，是经历了血的教训的。⑥贺麟的观察，是符合事实的。西学的输入，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冲击是空前猛烈的。民族的内忧外患，社会的激越变化，文化的中西碰撞，中国的出路何在，问题庄严的提了出来。身为知识分子，王国维有良知，亦有时代担当。因而，面对严峻的问题，他寝食难安，心急如焚。他忧世甚深。王国维曾说道：“‘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⑦此乃王国维忧世的夫子自道之言。当民族的苦难，社会文化的败相，宛如落英缤纷，撒落在他的心间时，他业已痛苦的心灵，就会变得更加沉重。 情感异常浓烈的王国维，忧生与忧世的双重煎熬，把他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因而他的痛苦体验，要比常人刻骨铭心。置身痛苦的汪洋大海，并非出于王国维的自愿，因此，他一方面体验到痛苦，另一方面他消除痛苦的努力，也在悄然进行。意境理论的形成，与他对痛苦的体验，以及对痛苦消除的愿望，是紧密相连的。既然他的痛苦，体现于忧生和忧世，那么他以意境，消除痛苦的努力，也就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他凭借意境，来消解生之忧，为的是使个体解脱。其二，他用意境，来消除世之痛，以便给集体疗伤。 意境是两重性的存在，它如在眼前无比真切是为“真”，却远在天边没法捉摸显得“深”，给人带来的感觉是逗人的，既近也远，若即若离。意境既亲切，而又渺远难测。对如此的意境，王国维推崇备至，对自己的发现，他深感自信快慰。深层的原因，是王国维发现，意境具有强大之功能：“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⑧创造意境，是文学分内之事，是文学神圣的使命，因而，在王国维那里，意境与文学不分须臾。王国维的说明，源于文学的创作实践，在他身上理论与实践，也是不离不弃的。他想强调的，无非是意境的作用。其一，意境在“内足以攄己”。意境的创造，可使创造者内心的紧张，暂时得到舒缓，心灵的苦闷，亦随之得到宣泄。意境似可以“怨”，能排除掉自己内心的不快、怨恨。其二，意境在“外足以感人”。创造出的意境，可安慰他人的心灵，给他人带来温暖，受到感动。意境似可以“群”，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他如此言说，亦这般行动。 古人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思会歌，饥要食。同理，苦需言。因之，王国维说：“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⑨体验到痛苦，内心有苦闷，就应宣泄出来，以使心灵淡定、宁静。宣泄内心忧伤、悲苦，王国维的途径，一是倾诉时间流逝的忧伤，二是直接抒发心里的悲苦。王国维的意图，是通过表达忧伤、悲苦，进而使忧伤、悲苦消除掉，他在此采用的，是负负得正的操作方法。 时间的线性推进，快速流逝的不再复返，给情感本就丰富的王国维，带来了不尽的忧伤，难以挥去。王国维属早熟的智慧，他能感自己所感，亦能言自己所言。“日月如矢激，倏忽鬓毛斑。”⑩王国维想说的是，光阴如箭般迅疾，人顷刻间便鬓发斑斑，这是他二十一岁的青春感言。显然，他已深深地体会到，面对飞快奔驰的时光，生命的色彩变得苍白，脆弱得不堪一击。他一再提醒自己，时光飞逝无情，青春梦想的翅膀，理应自由飞翔，因为“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11)自己应趁着青春年少精力充沛，努力奋发向上。真可谓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青春的容颜易逝，人应珍惜美好光阴，奋发有为：“劝君惜取镜中姿，三十光阴隙里驰。”(12)与其说是王国维在“劝君”，还不如说是他在“劝己”。然而万千的劝诫，终遮掩不住如铁般的事实：“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13)尽管，时间流逝的无情，给生命个体，带来了不尽的恐惧、忧伤，但是，王国维却顽固的相信，人以对时间焦虑的吟唱，可减缓自身心灵的忧伤、悲痛，进而舒缓内心的紧张。 学界已确认，苦痛之感，已深入王国维的骨髓，他因而是世纪的苦魂。(14)王国维灵魂之苦，源于他两重性的存在。王国维清楚，人是形而上的动物。与动物相似，人是有限的。他有血肉之躯，那是欲望的深渊。他的生命有终结，并受现实的制约。王国维说，物质是短暂的。但与动物有不同，人是可以无限的。他有理性，能超越现实，并展开对形而上的憧憬。他的创造，给他带来了永恒的庄严承诺。王国维因而相信，精神是永恒的。有限与无限的两重性，是滋长痛苦的沃土。于内，王国维历经情与理的矛盾冲击，在外，他遭受可信与可爱的背离煎熬，内外夹击，使他痛苦不堪。担当痛苦，是诗人的宿命，消除痛苦，是诗人的使命。苦痛的直接宣泄，是王国维诗词的基调，对此，历来的研究者，亦甚为关注。(15)痛苦在四处延伸，王国维总浪漫地相信，诗人对痛苦的直接吟唱，可使痛苦减缓，甚至消除。然而，遗憾的是，他如此的信念之火，在后来，却因他悲伤的人生谢幕，被意外熄灭了。 王国维说过，他于文学活动中，所获得的慰藉，带有直接性。可以说，他倾诉时间流逝的忧伤，直接宣泄内心的苦闷，与他的慰藉意图始终紧密相连。王国维清楚，只是自己得到安慰还远不够。自己获得慰藉，万千生灵的苦痛，依然如故，有良知者必然情不能堪。换言之，意境只是“攄己”，安慰自我还很不够，它尚须“感人”，慰藉万千生灵。因此，创造意境的文学，除能“为己”，还可“为人”。 他所理解的文学，是民族的寓言。王国维曾指出，生一百个政治家，不如生一个大文学家。内在的原因，是大文学家，代表的是民族的精神，并“与国民以精神的慰藉”，希腊的荷马、意大利的旦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无不如此。(16)同理，中国大文学家亦不能例外。他在词的整理中发现，五代和北宋之词家，他们能创造出有意境的词作，因而成就非凡。于是，他们能代表民族的精神，也给国民带去安慰。王国维指出，辛弃疾以后，词道之不振已久。依此，王国维的词作，就承载着重振词风的伟大使命。他也希望他的词作，以意境的创造，给国民带去慰藉。他由词作的成功，想转入戏曲的创作，原因是“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他怀抱的雄心壮志，也是欲振作民族的戏曲创作，以安慰国民的心灵。(17)遗憾的是，王国维未能有曲作问世。但是，在戏曲的清理中，王国维发现了元代戏曲的重大价值，说它们也能跻身于世界伟大剧作的行列。元曲之佳处，在于能创造意境，因而，元曲能代表民族的精神，也可给国民带来安慰。毋庸置疑的是，王国维的意境论，最后的落脚地，是民族的出路。换言之，民族苦难深重，凭创造的意境，可救民族于苦难。 意境的创造、欣赏，一可为己、救己，二能为人、救世。无论是己身的悲惨际遇，以及悲惨际遇的摆脱，还是人世的沧桑，以及沧桑世界的救治，故事演绎的空间，均为“人间”。这样，意境的创造、欣赏，它所发挥的双重作用，聚焦点就在“人间”。“人间”的苦难与沧桑，离不开意境，意境的深邃与空灵，也不离“人间”。“人间”的意境化，意境的“人间”化，是难以避免的。意境的创造，乃文学的职责，因而文学与意境的关系，形如水乳般不分。显然，王国维眼中的文学，与世道人生的边界，是异常模糊的。他的意境理论，已无异乎“人间”智慧的箴言。就此，意境的理论创造，在王国维身上，业已转识成智。 王国维转识成智的要求，显得自觉。他早年治哲学，基本的动因，是欲借哲学解答人生的困惑。哲学在他手中，首先就是生活的指南。他用力最勤的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他批判的武器。以西方哲学为武器，他批判、改造旧文化，向往、创造新文化，目的是为民族的发展，寻找文化的出路。哲学是生活、文化的需要，因而，哲学在他看来，是不可或缺的。哲学如此，史学亦然。王国维的史学成就，举世公认。奇特的地方是，他的史学触角，多往上古史、边疆史延伸。上古史和边疆史，展露的时空场景，是相当辽远的。应该说，沉湎于如此场景，王国维远离了功利的喧嚣，获得了莫大的心灵安慰。仅就此窥视他的史学愿望，肯定是不够的。其实，王国维史学疆土的推进，还深埋着救世的宏愿。他提醒世人注意，历史的考据再精确细密，终归是小事一桩无足挂齿。(18)他的潜台词是，历史考据的大事，当着眼于民族的文化出路。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划时代的贡献，即体现于此。可见，史学也是生活、文化的需要。很明显，王国维在学术上的开疆拓土，与他对人生困惑的解答要求，文化危机的摆脱愿望，始终无法分离开来。他追求的知识，是智慧性的言说，它指向的是世道人生。由此，意境论的转识成智，也就不难理解。 诚然，身处巨变的时代，王国维也已感觉到，知识与人生、世道之间，确实深埋着难以跨越的沟壑。他在早年的诗句中，就把知识与人生，对抗之尖锐展现出来：“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19)“人生”过处，总是滋长着悔恨，“知识”增加，却使自己疑惑倍增，“知识”与“人生”的距离，在时代的巨变中被拉大了。在心智成熟后，他又庄严地警示世人，说择术应慎，忧世要深。(20)他语重心长的提醒，当是在发现知识与世道的分离后，发出的。王国维内心所呼喊的，是知识与人生、世道，不能是互不相干的。他的渴望有传统文化的根源。传统社会的知识反思，总内在于人生世道。儒、道两家，一入世一出世，思想取向不同，反思风格各异，但是他们的落脚点，均是在人生的修为，世道的救治。受儒、道思想惯性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文学，向来就不是什么职业，而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1)文学与人生世道，乃合二而为一。传统的观念已融入王国维的思想血脉中。由此，发生在王国维身上的事情，其一，他坚决反对文学的职业化，而提倡文学的生活化；(22)其二，要求意境的创造者，需有高尚的道德修为，就变得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王国维让意境担当“为己”与“为人”的双重功能，其内在的秘密，也就不难窥测得到。既可为己，也能为人，王国维的意境理论，就构成智慧性的箴言。因而，意境理论之言，也就以行动为归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