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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此处“松”，当为汪曾祺夫人施松卿。 ②参看《故乡的食物》“野鸭?鹌鹑?斑鸠?”节，“我看见过猎人打斑鸠。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午饭后，我到学校后面的野地里去玩。野地里有小河，有野蔷薇，有金黄色的茼蒿花……在一片树林里，我发现一个猎人。……树林上面飞过一只斑鸠”，《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③关于“初生的爱”之主题，汪曾祺曾在与林斤澜的对话专栏中坦白：“《受戒》，写的是我四十三年前的初恋情感”，《社会性?小说技巧》，载《人民文学》1987年第3期，引文据《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67-6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其实，汪曾祺所谓“四十三年前”，或为1934年，汪曾祺十五岁时。 ④《蝴蝶：日记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54期，1947年8月24日，北平。唐湜在《虔诚的纳蕤思》中称“那篇《蝴蝶》里有他对生活的沉湎的抒写，他彷佛庄周梦着蝴蝶”，且辨识出“作者笔下的肉感(Sensuality)”，及汪对生活与艺术的“沉酣”，《新臆度集》第1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9月，北京。 ⑤汪曾祺《晚翠文谈自序》，“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见《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4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原刊于《天津文学》1986年第11期。 ⑥汪曾祺《社会性?小说技巧》，见《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59-6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北京，原刊于《人民文学》1987年第3期。此外，在《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中，汪曾祺回答香港作家施叔青关于其作品所传达的“感情”的提问时，也说：“归纳一下，可分三种，一种属于忧伤，比方《职业》；另一种属于欢乐，比方《受戒》，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再有一种是对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我的作品无非忧伤、欢乐、嘲讽这三种，有些作品是这三种感情混合在一起的。”见《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8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原刊于《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 ⑦林斤澜《〈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谈到1987年《北京文学》召开的汪曾祺作品讨论会，“北大的几位年轻学者，‘定’了个‘位’，大意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见《汪曾祺全集》第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⑧汪曾祺《七十书怀》和《社会性?小说技巧》中曾自称“文章淡淡”，“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见《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457页，第8卷第6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人民文学》编者崔道怡直言“汪老作品给我的感觉是温馨”，林斤澜也说，“我解释你的作品不大用欢乐，而用愉悦……欢乐对你的作品来说太强烈和外露了”，《社会性?小说技巧》，见《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6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⑨见《庄子》“天地”篇、“刻意”篇、“达生”篇，引自王先谦《庄子集解》(一)第65、88页，(二)第7，12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北京。 ⑩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中，敏锐地关注到汪曾祺“对于作为艺术的生活理想，对于生活的艺术地沉酣”，及其写作的“踌躇”，《新臆度集》第130，128，1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9月，北京。此文写于1948年2月。 (11)此处一字漫漶不清。 (12)汪曾祺《自画像》有“刮去了布上那片繁华……/只留得一双眼睛，/涂过上千种颜色，/又大，又黑，盯着我，教我直寒噤”之文句，见《大公报?文艺》第1184期，1941年9月17日，香港。 (13)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中曾注意到，“重要的是作者笔下的肉感(Sensuality)”，《新臆度集》第1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9月版，北京。 (14)《“文豪”》，《文汇报?笔会》第150期，1947年1月26日，上海，作者署名“华人”。在《绿猫》中，汪曾祺提到“李先生”(当为李健吾)，并提到“小论文”，或即《“文豪”》，见《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12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部分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