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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九歌》学案的判评，通过采用量化统计的方式，把视野拓展到作品的结构层面。而传统的楚辞学，则往往是偏重意义的阐释，忽视形式结构方面的探讨。因此，如果能够不局限于语义结构，采用形式结构分析的方法，同样能够起到拓展视野的作用。 《九章·抽思》的后半部分有少歌，有倡、乱。对于其中的少歌王逸注：“小吟讴谣，以乐志也。”洪兴祖所作的解说更为具体： 《荀子》曰：“其小歌也。”注云：“此下一章，即其反辞，总论前意，反复说之也。”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乱。少歌之不足，则又发其意而为倡。独倡而无和也，则总理一赋之终，以为乱辞云尔。[14](P139) 王逸、洪兴祖均是从语义结构的角度对少歌加以解说，洪氏所引的《荀子》原文及杨倞注见于《赋篇》，所引注文略有差异。后代楚辞学者基本是沿袭王逸、洪兴祖的说法，从语义结构的角度解说所谓的少歌。如果转换角度，从形式结构方面切入，那么，所谓的少歌就会得到更准确的定性。《抽思》全文分两个大的板块，每个板块又由两部分构成。少歌前面是全文的主干，篇幅很长，它与少歌结构构成第一个板块，后面的倡和乱构成第二个板块。少歌前面的篇幅是全文的主干，而少歌则是对前面主干的呼应，二者有主次之分。所谓的少歌，相当于音乐术语所说的副歌。至于第二个板块的倡和乱，倡指首倡、引领，乱则是终结、回应。两个板块的各自组成部分，是彼此呼应的结构形态。 释少歌为副歌，从语义方面也能找到根据。先秦的官制体系中，有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前者为正职，后者为副职。既然如此，把少歌释为副歌亦是顺理成章之事。明乎此，则《九歌》的《大司命》、《少司命》名称的由来，也就不难理解了。王逸引《星传》等天文学的材料，以天宫有两颗司命星辰进行解说，后人亦多承袭，陈第写道： 《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传》云三台：上台，司命。又：“文昌宫第四亦曰司命。”故有两司命。[15](P206) 陈第是把王逸的注加以简化，明确指出两司命之称是由星象而来。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又对两司命作出如下解释： 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死，以其所司者婴稚，故曰少。[16](P36) 王氏此论，当代楚辞学者多从之。大司命统管人的生死，这从诗中“何寿夭兮在予”可以得到印证。至于说少司命主管人的生育，在诗中却找不到证据。中国古代秉持的官本位理念，既然官职的正副分别以太和少称之，因此，想象中的司命神也有正、副之分，各以太和少称之。至于《荀子·赋篇·佹诗》的小歌，指的也是副歌。小歌前面是《佹诗》的主干部分，小歌对主干起辅助作用，相当于乐曲的副歌。先秦的官制，也以大和小表示正副。《周礼》所列官职，有大宰、小宰；有大司徒、小司徒；有大宗伯、小宗伯；有大胥、小胥；大师、小师；大史、小史。如此等等，数量众多。正职和副职，分别在称呼上冠以大和小。由对《抽思》形式结构的分析，把其中的少歌与先秦的官制相沟通，使得研究领域由文学拓展到行政领域，并且一并解决了《荀子·赋篇·佹诗》中的小歌学案。 研究方法的更换对学术视野的拓展，不仅体现在广度上，还体现在加大深度上。比如，对于《离骚》抒情主人公的三次求女情节，通常都是从总体上加以审视，探讨求女的意蕴，追问是求圣君还是求贤臣。而用相互对比的方法进行解读，则显得相对薄弱。如果把纵横对比的方法加以运用，会明显地加大研究的深度。抒情主人公所求的女包括宓妃、有娀氏女、有虞之二姚，她们分别位于西方、北方和东方。可是，《离骚》没有设置到南方求女的情节。为什么会如此呢?答案很容易得出，楚国位于南方，因为那里无女可求，所以，才转向别处求女。言外之意，楚国无圣君可求。这是通过求女对象设置的有与无的对比，揭示出的深层意蕴。《离骚》对所求的三位女性，唯独把宓妃写成负面的角色，而其他两位女性则是抒情主人公的思慕对象，是正面形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要从当时的政治地图中去思索。宓妃是西方之女，当时的几个诸侯大国，秦国位于西方，宓妃的游乐自恣，傲慢无礼，折射的是屈原对秦国的厌恶之情。如果不进行上述两个系列的横向对比，求女情节的深层意蕴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掘。 研究方法的更换会带来学术视野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从这种意义上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拓展学术视野的推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