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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显然，中国学者在接受苏俄文艺符号学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改造，尤其是在方法论上表现出明显的创新性质。苏俄文艺符号学的三位主要理论家——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基本上是基于语言学的方法展开自己的研究的，只是洛特曼的主要出发点是文艺理论、文学史，乌斯宾斯基是地道的语言学家，而巴赫金尽管超越了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但他的超语言学研究方法也渊源于语言学，只不过是对语言学方法的批判和反接受。中国当代的文艺符号学界则认为，文艺符号学乃至整个符号学研究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符号学不只是研究符号和符号行为的科学，而更主要是用符号学独特的方法来研究符号，方法论是符号学的根本，也是符号学研究的边界。我们以皮尔士“三分法”的符号学思想为基础，强化了对世界本质认识的符号化，我们不再寻找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要发掘文艺现象，即能指可以对应的无限多的所指。在我们看来，符号学研究可以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多元，这也许是符号学研究的意义之所在。可以说，符号学的方法就是世界本质的符号化认识以及符号意义的多元揭示。 一个文艺文本的物理形式可以对应于多个、乃至无数个文本意义。然而，这种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理解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作家用创作文本(能指)对生活的反映(所指)。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考察，作家的创作文本就是所指，而后人对它的评价就是能指，这样所指就是不变的、固定的，而能指却在不断地变化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哈姆雷特》”。中国学者已经着手探索相对确定的所指与变化的能指之间的关系，努力从逆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可以说，苏俄文艺符号学对中国文艺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方法论上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批评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促成了凸显多元化和未完成性的研究局面。同时，中国学界在接受苏俄文艺符号学的过程中，又通过自己的创新和发展推动着符号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