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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迥异：“聚和”与“聚合” 1992年苏联解体之前，是苏俄文艺符号学发展的主要时期，几乎所有的苏俄文艺符号学大师都主要活动在这一时期，巴赫金、洛特曼先后于1975年和1992年逝世，他们生前均是苏联时期的符号学家。只有出生于1937年的莫斯科大学教授乌斯宾斯基，一直还在符号学的领域耕耘着，但是他的主要学术思想也是在苏联时期形成的。 理论界或许应该反思，以“多元”和“对话”为主要特征的文艺符号学派，为何能够诞生在似乎缺乏自由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呢？应该说苏俄文艺符号学的学术精神有着更加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根源。如果从深层的宗教文化根源上来看，俄罗斯民族信奉的东正教是苏俄文艺符号学产生的精神土壤。从过去近两个世纪的实例来看，俄罗斯社会的重大变革都发生在东正教文化鼎盛的时期，例如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和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世纪之交。俄罗斯斯拉夫派领袖阿·斯·霍米雅科夫在概括东正教的本质精神时，曾把它称为“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ъ)，以表明东正教精神的独特性。该词的词根是“聚会”的意思，“‘聚’是指依靠信仰、为了一个焦点而结合的意思，‘和’是‘和而不同’的‘和’，这就是‘聚和性’的含义”⑤。“聚和性”反映了俄罗斯民族东正教信仰的实质，即由内向外保持和谐的精神有机体。因此，在苏俄符号学界，不同的理论家均是思想独立、坚持“和”的理念的个体，他们保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能够非常自愿地与别的理论家“聚”在一起，和睦相处。他们坚持同一个“信仰”——即共同的学术理想和追求，相互包容、相互对话、相互促进。 东正教的“聚和性”作用并非要把各种人物和观点简单地聚集起来，而是一种“意识”层面上的“聚和”。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谢·尼·特鲁别茨科伊在《论人类意识的本质》中，深入阐释了“聚和性”意识。他认为，“聚和性”意识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个性意识，也不只是集体意识，而是个人意识、集体意识与普遍意识的“三位一体”⑥。在他所阐述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内在拥有“聚和性”意识，而这一意识的主要特征就是爱——爱是连接理想社会的个人之间的纽带。在前苏联学术界，这种爱就是对真理的爱，是对排除外界干扰的学术追求的爱以及对自己国家的爱。 在前苏联的理论家当中，有的政治观点迥异，但学术观点相近；也有的学术观点不一，却政治立场一致；更有的虽然继承本学派的学术精神，却能对前辈的学术观点持批判态度。不少学者在学术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平时依然是好朋友，和睦相处。巴赫金思想遗产的继承人巴恰洛夫和科日诺夫在政治观点上分歧很大，前者支持对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进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造，而后者则倾向于接受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是，在研究巴赫金学术理论和思想的过程中，他们是非常一致的，共同研究和传播了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领袖尤·洛特曼在学术精神上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主潮——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传统，但是他非常尊重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巴赫金，并且积极地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中汲取营养，把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引向深入。莫斯科大学的乌斯宾斯基教授虽然主要沿着俄国形式主义另一个主潮——莫斯科语言小组——的轨迹前进，但是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可以明显发现洛特曼文艺学研究的影响作用。 然而，中国学者在接受苏俄文艺符号学时，自然会站在中国传统信仰与宗教文化的立场来审视，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接受的变形，或曰接受的“中国化”。我国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思想文化格局，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们对外来思想的接受。这种思想文化也许可以用“天命”、“人伦”等词语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天命”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是人的本质，孔子、孟子等均把“人”称为“仁者”。其实“服从天命”和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念，都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正是由于“天命”和“人伦”的约束，各种不同的思想才“聚合”到一起。这种中国式的“聚合”明显不同于俄罗斯民族在东正教影响下形成的“聚和”。 因此，我们在研究和接受苏俄文艺符号学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各种思想理论的“和而不同”用“聚合”的方式并入统一的精神旗帜下，似乎每一位理论家的思想都是统一的。巴赫金被视为走出体系的“对话”理论代表，洛特曼则是在体系内探索结构的文艺符号学家，而乌斯宾斯基则是一位继承莫斯科语言小组衣钵的语言符号学家。这种解读和阐释很容易忽视这些理论家的其他方面，更难发掘他们思想和理论的变化以及自身理论的悖论性。例如，瓦季姆·利涅茨基在《反巴赫金——一本关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好书》中明确指出：“巴赫金的哲学美学从根本上来说属于独白主义的经典文献。”⑦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巴赫金本人基本不与别人对话，即便是在最能够表现其对话思想的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他在“作者的话”中就直接表明：“本书论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之对他的创作，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⑧二是巴赫金把表述的“对话”模式与“独白”模式相对立，并褒扬前者。 在接受苏俄文艺符号学的过程中，我们的“聚合”与苏俄学界的“聚和”存在差异，“和而不同”在我们这里变成了“突出一点、渲染侧面”的做法。尽管这样的重点或侧面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无疑也导致了接受的变形，使我们无法尽可能客观地了解苏俄符号学的本来面目，影响了我们对苏俄文艺符号学的发展和变化的把握，更难察觉洛特曼等苏俄符号学家的自我批判与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