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解放，苏俄文艺符号学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出现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变形有着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社会背景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俄罗斯民族宗教的“聚和”传统和中国文化的“聚合”思想所产生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学界强调苏俄文艺符号学各流派之间的统一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对“整体性”的把握也使得学界对苏俄文艺符号学的理解出现了强化规律性、消解多元性的变形。然而，随着苏俄文艺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学术视野的逐渐拓宽，中国学者不再一味地被动阐释和接受，转而在方法论方面创造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改造。 【关 键 词】苏俄文艺符号学/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 【作者简介】严志军，1975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杰，1956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符号学会执行理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解放，苏俄文艺符号学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今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的学术思想已经并不陌生，尤其是巴赫金的理论。对于苏俄文艺符号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阐释苏俄文艺符号学理论本身，或者运用其中的一些理论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解决一些学术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可以说，我们主要研究向苏俄文艺符号学借鉴了什么，而很少探究这种借鉴的主观性及其接受过程中的变形。实际上，尽管我们的翻译家和理论家们千万百计地努力描绘苏俄文艺符号学的本来面目，但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的确存在着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我们的“选择”、“阐释”和“应用”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而是存在着自己的“中国特色”。本文将着重从中俄两国在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入手，来探讨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为跨文化符号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意识形态异同：“选择”与“缺失”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致，苏联的“选择”几乎就是我们的“选择”，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创作和研究的指南。我国的文学理论界也直接借鉴了许多苏联理论界的观点，如对典型等问题的阐释以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等。中国大学的教科书大多是从苏联直接翻译过来的，例如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史》等。然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关系恶化，也影响了苏联文艺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苏联文艺理论界在50年代后期展开的“艺术审美本质”的大讨论，对于一些被批判作品的“解禁”，以及关于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等人的研究，一直被中国学界所屏蔽，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例如巴赫金。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的文艺符号学思想就已经表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后再版时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书中，但是由于当时苏联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这一思想直到斯大林去世10年以后的60年代，也就是在批判了个人崇拜和经历了艺术的审美本质大讨论之后，才引起了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两位年青学者巴恰洛夫和科日诺夫的关注。我国学术界对巴赫金的译介则是在批判了两个“凡是”、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才开始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才形成气候。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首先关注到巴赫金的文艺符号学思想，随后，1981年第1期的《苏联文学》刊登了复旦大学夏仲翼教授的论文《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第一次在注释中概略地介绍了巴赫金及其复调小说理论。同年《外国文学研究》第3期，关山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中论及了巴赫金，当时的译名为巴赫庭。1982年第4期的《世界文学》又推出了夏仲翼教授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以及译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的第一章。我国第一部关于巴赫金的学术专著《复调小说理论研究》则由张杰撰写，并于1992年出版。 显然，意识形态决定着我国对苏俄文艺理论研究的接受，并更加深入地左右着我们文艺研究的思维模式，使得我们“变形”地接受，甚至“改造着”苏俄文艺符号学。我们已经习惯一切从意识形态出发，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也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如把巴赫金以“对话”、“复调”、“狂欢”为特征的文艺或语言符号学理论与西方的“解构”、“后现代”等思潮相联系。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胡壮麟的《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1994)和《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2002)、张杰的《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2002)、齐晓斌的《被遗忘的语言：意识形态——巴赫金意识形态符号学初探》(2002)等。在研究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时，我们也大多从俄国形式主义传统的继承入手，来揭示他们的理论特征。张杰、康澄合著的《结构文艺符号学》(2004)和康澄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2006)、管月娥的《乌斯宾斯基诗学研究的符号学方法探析》(2010)和《乌斯宾斯基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2011)等均是从这一历史渊源展开研究的。 其实，无论巴赫金还是洛特曼、乌斯宾斯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十分复杂的，是动态变化的，甚至是“自我对话”的。巴赫金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艺理论家，实际生活中的他与艺术研究中的他迥然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他沉默寡语，不爱与人交流，甚至性格孤僻。但是艺术研究中的他则更多地被学术界视为“对话”思想的代表。巴赫金就曾明确写道：“当个人置身于艺术之中时，生活里就没有了他，反之亦然。两者之间没有统一性，没有在统一的个人身上相互渗透。”①然而，我们的接受则往往容易从统一的意识形态视角出发，在现存的学术遗产中，把巴赫金的思想归纳在“对话”的旗帜下。实际上，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等著作中，他的“狂欢化”理论也是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提出来的。尽管这些著作都是巴赫金主要的学术代表作，但肯定不是巴赫金研究的全部。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1929)出版前，巴赫金已经与他的伙伴们完成并出版了《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1927)、《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1927)等著作。这些著作似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中的“对话”精神很难吻合，甚至让我们感到并非出自同一位理论家，这也导致有学者怀疑巴赫金本人是否是这些著作的主要作者。不仅如此，在《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一书中，巴赫金的论述还给读者以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印象。巴赫金写道：“人的出生不是表明诞生了一个抽象的生物体，而是说明降生了一个地主或农民，资产者或无产者。”②他并非与弗洛伊德主义对话，而是大加讨伐。在《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一书中，巴赫金也没有给予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以任何对话的机会，只是一味地批判。《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一部能够反映巴赫金对话思想的学术专著，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书中，巴赫金也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他强调，“意识形态符号题材与意识形态符号形式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③。如此看来，在对巴赫金思想的接受中，我们的“拿来”只是选择了我们需要的那一部分，即“对话”、“复调”和“狂欢”，而很少涉及其思想的其他侧面。 乌斯宾斯基在《结构诗学：艺术文本的结构和结构形式类型学》(1970)一书中提出的视点理论为文学经典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分析途径。他和巴赫金、洛特曼等苏俄符号学家的理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批判性”构成了他们理论探索的共同价值取向。巴赫金的特点是擅长与前人的学术思想“对话”，尤其是挑战权威的学术观点。当文艺界突显悲剧的意义时，他却张扬喜剧的作用，强调“笑”的功能，通过“狂欢化”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洛特曼不仅如此，还在自我批判中深化了对文化意义生成机制的认识。乌斯宾斯基与洛特曼一起，最终都走出了语言文学的圈子，走向了文化符号学。然而，在对洛特曼的接受过程中，中国学者往往从其与巴赫金理论的不同之处着眼，说明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的体系性。④在阐释乌斯宾斯基的符号学思想时，我们也已经习惯于用莫斯科学派与塔尔图学派的不同特征，来界定乌斯宾斯基符号学的语言学属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