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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其中隐含着影响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突变的一些基本因素。长篇小说越来越多，篇幅越写越长，这似乎是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越来越多的作家愿意到长篇领域发展自己，原因或许是长篇小说市场开阔。如果从作家激励机制来考虑，长篇小说写作是最容易获得高额回报的。当越来越多的写作者选择职业写作，那么，写长篇无疑是一条绝佳的谋生之道。上世纪末，一些作家主动辞职，离开单位，可能还有人事原因、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如今一些年轻的写作者，更多的是从职业角度来考虑问题。当写作成为一种职业，很多人谋求在写作领域发展自己时，长篇小说写作总是成为首选，因为这是写作职业最能够获取收益的途径。不要将文学的职业写作简单理解成谋取稿酬、机械复制，而是需要从一个时代的文学写作环境角度来理解。如果单从个人写作能力讲，古人的文学才情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弱，但在一个诗文占据正统地位的传统社会里，很少有人愿意将小说当作文学主业，就像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各种文体在当时平行并存，但“文”的等次最高。[6](P4)小说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处于低端，呈现出业余写作的非正统状态，以至于中国传统小说中，存在大量匿名写作现象。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新闻出版业兴起，小说成为支撑新闻出版产业的主要文学样式，所以，近代以来，小说杂志一枝独秀，小说家也是职业文人中，人数最多、收益最好的族群。通常人们所讲的文学市场化，主要体现在小说文体的市场选择上，尤其是长篇小说。报刊连载小说，从清末延续至今，从未停息过。书商经营的诸多文学体裁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主打产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是如此，90年代至今，还是如此。 或许有人会说，一些西方学者，包括本雅明，对资本主义机械复制的文学文化行为，持批判态度，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职业的文学写作，持批判态度？我以为，在文学内部，对职业写作与文学独创之间的争执，从近代开始，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初，甚至是之前，就冲突不断。像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支持李伯元创办《绣像小说》，就是源于张元济等看不惯沪上流行的侦探、言情小说的泛滥，而希望以趣味纯正的文学创作来引导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学家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也是希望将文学创作与“稻粱谋”的职业写作区分开来。这种将文学创作与职业写作严格区分的愿望，当然是一种正当的文学价值体现，但从文学史角度看，我们不得不说，职业写作维持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写作的常态和门槛。如果都是业余写作，文学产业就很难维持稳定。而在文学产业内部，如果这一产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有长线作品，源源不断地吸引作家写下去，也源源不断地招徕读者读下去。所以，长篇小说是一种与时代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相匹配的文学形式，不管是谁，只要深入这一行业内部，就会体会到长篇写作的市场价值和行业意义。职业化的文学写作，有不同于人们理解的文学独创的地方，它比较多地与市场打交道，接受和认同现有的文学规范，而不是文学原创意义上的与人的思想、情感相关，像纯文学那样寻求突破和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写作不关心人，不顾及文学创作的一般要求。像民国时期流行一时的张恨水的小说，曾遭新文学家的严厉批评和否定，但多少年后，郑振铎、老舍等人，从一个写作者的立场，对张恨水的文学创作，持有同情和理解。[7](P110)毕竟，一个职业写作者坚持数十年写作，而且作品有读者欢迎，这样的写作的确很不容易。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职业写作也风生水起，渐成气候，一些专业作家将自己定位为手艺人，坚持日常写作，就像手艺人那样，每天做一点，积少成多，铺成长篇。这样的文学意识，影响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不仅外观形态，趋于大型化；而且内部结构，也向说书人的艺术要求靠近，紧贴读者的阅读期待，不断放低小说家的身段，从为老百姓的写作，趋向作为老百姓的写作。[8](P15-20)这种长篇小说创作意识的变化，最终效果如何，有待时间来检验。 在长篇小说异军突起的过程中，除了市场影响、创作理念的转变之外，网络技术是一股强劲的助推剂。没有网络的影响，恐怕就不会有那种海量级的文学创作的持续冲动。技术发展对于文学写作的影响，一直以来，深受文学写作者的内心抵触。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属于天才独创，技术不技术，没有关系，或者没有太大关系。但事情有时是当局者迷。作家们凭经验行事，以为文学创作仅仅与作者的情感活动有关。其实这只是文学活动环节的一部分。文学史上较为公认的事实是，机器印刷时代的文学，与此前的雕版印刷时代的文学，以及此后的网络时代的文学，有着各领风骚的划时代的差异。雕版技术时代，《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世界，也就十万八千里；机器印刷时代，有了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的环球眼光以及《海底两万里》的海底多维想象；网络时代，太空宇宙、星球大战等等星际想象，弥漫于文学世界，激发起无数年轻的读者想象月球、火星和更加遥远的宇宙天际。技术力量改变了人类的文学想象和创作文学的基本因素。在前现代社会，写作者较多地沉浸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物我二元，构成了文学的两极。现代社会，写作者第一次品尝到技术力量的甜头，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让很多写作者第一次有了全景式表现人类生活整体的写作冲动。巴尔扎克雄心勃勃，要做时代的书记员，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整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左拉也是如此，龚古尔兄弟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左拉的谈话，左拉希望出版商资助6年，以帮助他完成《家族史》和一部十卷本的小说。[9](P1-2)此时的作家，都信心十足，全知全能的写作方式与蒸汽机的隆隆轰鸣，构成了资本主义最为壮阔的文学景观和时代标志。后现代社会，网络技术崛起，星星点点的终端，散布于世界无数个隐匿角落。写作不再是少数天才的伟大事业，而是浮游于无名世界草民百姓的集体娱乐。谁能想到，《哈利·波特》竟会是一名邻家宅女的日常作业。很多年前，当这位名叫J.K.罗琳的英国单亲母亲，每天坐在爱丁堡一家咖啡馆里，打开电脑，随意写作时，没有人想到她的作品竟会撼动全世界年轻读者的心。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也诞生了一批写作明星，唐家三少、南派三叔，这些草根写手的写作道路，与纯文学家的文学理念，真是天南地北，不可同日而语。网络写手们在网络世界自娱自乐，海阔天空；而依托现代印刷技术的纯文学家们，则拥挤在出版社、文学编辑部的狭窄空间，费尽心思，寻找出版、发表的机会。一方面是新技术加资本助力，人气爆棚；另一方面是人情社会和出版门槛的阻拦，道路坎坷。两个不同的写作世界，冰火两重天。网络世界，写作自由，什么人都可以写，只要你愿意，写多少都无所谓，不存在因为发表的门槛而影响到你的写作激情。但纸质世界，出版、发表都有门槛，写作的命运不在写作者自己手里。一部优秀处女作的出版、发表，几乎都会遇到因出版社和杂志编辑的原因，多方辗转、命运多舛的坎坷经历。所以，网络技术，对写作者而言，是一种彻底解放。困扰写作者的出版、发表的阻碍，一夜之间，彻底消除。写作者可以尽情地写，不怕你出不了，只怕你写不出。网络世界以海量的胸怀，容纳所有的写作，并以云计算的速度，推陈出新，传播四方。 相比之下，纸质媒体中生存的作家，此刻变成了真正的小众，虽然还没有人用“死文学”“活文学”来刺激他们的神经，但在网络时代，纸质媒体风光不再，尤其是那些昔日不可一世的传媒大亨，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新媒体平台。一些长久在纸质媒体中生存的作家，不得不走出一笔一画文字书写的堡垒，到网络世界放手一搏。张炜在《纸与笔的温情》中，感慨网络技术的发展、电脑写作的快捷，但强调他自己的写作是“用笔来写”[10](P6)。不知道他那400多万字的《你在高原》，是不是一笔一画全都在纸上写出来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他创作这一超长巨著时，网络写作已经进入到他的视野，并且对原有的写作构成压抑，让他明确感到，要从写作工具的变化历史，去寻找文学退化的根源。他很可能有意要用自己的长篇巨著来与网络文学一争高下。这样的挑战性写作，古往今来，在文学史变革的关键时刻，都有呈现。张炜说，他在写作上是保守的。的确，与网络世界那些随心所欲、自由奔放的创作相比，张炜的写作方式有点古色古香。他用笔书写，读旧书，尤其是他对文学死亡的话题特别敏感，他是当下中国作家中谈论这一话题最多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总会想到文学死亡问题。因为有文学死亡的阴影笼罩，一个作家的创作潜力不知不觉间会挣扎着全力释放，就像一个在激流中搏击的人一样，这或许也是《你在高原》超长篇幅的原因之一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网络文学的刺激，也许就不会有张炜那种拼将出去的搏命式写作了。有意思的是，同为山东出来的作家，而且在写作上同样喜欢一笔一画用笔写作的莫言，对于网络文学，似乎没有张炜那样高的戒心。在《人一上网就变得厚颜无耻》中，莫言说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终于上网了。上网之后发现，所谓网上文学跟网下文学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区别，那就是：网上的文学比网下的文学，更加随意，更加大胆，换言之，就是更加可以胡说八道”[11](P163)。莫言甚至答应人家，在网上开设专栏。不知道多少年后的今天，莫言是否还在网上开设专栏，但他与张炜的感受，有所区别，这区别在于张炜以文学死亡的话题，回应网络时代的文学感受，以此激励自己的写作。莫言是客串网络文学，将自己《会唱歌的墙》的《序言》，贴到网上，以此证明自己也可以在网上写作。显然，这两位纸质媒体培养出来的作家，与网络文学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网络有网络的规则和思维，那些在网络上每天都写作的网络写手，有着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气息。张炜、莫言这一代作家，充其量只是网络时代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因为有了网络文学的存在，而变得与以前的作家写作有所不同。这种不同，表现为缠绕他们写作的主要问题，与以往作家有些不一样。在网络时代之前，没有一位写作者会论及网络写作问题，但在莫言、张炜这样的作家笔下，网络常常会变成一个引发他创作思考的问题。而对于那些70、80年代出生以及更加年轻的写作者，网络写作不再是一个值得反复讨论的问题。所以，网络文学成为文学写作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像莫言、张炜这样一批在纸质媒体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所面临的，他们有一个对比和需要转型的问题。不管是像张炜那样对网络文学心存芥蒂，还是像莫言那样悉听尊便，总之，他们都将以自己的创作来回应网络时代的文学问题。 张炜的回应是超长篇幅的文字结构，而莫言的回应是一部接一部拼命地写。其实，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像贾平凹、阎连科、严歌苓等，都在不同程度地以自己的创作回应着网络时代的文学问题。在我看来，这些作家在长篇写作上的潜能释放，并不完全是一种自觉的过程，而是被这个网络时代催逼出来的。之前和之后，中国文学或许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创作现象了。先于莫言、张炜他们的王蒙、张贤亮和张洁等作家，似乎拿得起、放得下，甚至像张贤亮干脆淡出文坛，走进商圈，将文学轻轻放在身后。此后的作家，像苏童、余华一辈，渐趋老来笔更宽，不再把目光紧盯在长篇小说这一种文体上，而是散文随笔，东一篇西一篇，悠然自得，游刃有余。至于那些更加年轻的作者，简直很少见到他们因为写作的问题而产生无穷的紧张和神经焦虑。只有像莫言、张炜、贾平凹那一批作家，似乎急于用自己的长篇写作来证明什么。如果他们不是选择用今天人们所见到的方式来写作，而是像文学史前辈那样，十年磨一剑，或者用毕生精力打造一部精品力作，这样的写作不知道这些作家们是否还能接受？莫言的高产纪录，终于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而暂告一个段落。但其他的那些作家，像贾平凹、阎连科、严歌苓等，还在拼命写。这样的长篇写作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还有没有意义？一些网络作家每天都要写上几千字，这是因为他们的写作，与很多网络相关的产业联系在一起，但那些在纸质媒体中生活的作家，那样拼命地写，又是为了什么呢？文学批评在度过了对长篇小说盲目崇拜的周期之后，也在思考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为什么如此之多、如此之长的问题。但批评的思考似乎还只是以过去的文学史经验来观照今天。那些一味批评今天的长篇小说形同垃圾的否定派，感觉到当下长篇小说与文学史上那些经典作品的文学品味完全不同。这一意见是对的，但这样的结论并不让人感到惊异。谁会将当下那些长篇小说简单等同于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以及曹雪芹的伟大作品呢？至于那些发自内心认为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经超越了20世纪初的文学成就，那样的评价也只是极少数人的个人偏好罢了。在一个拥有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鲁迅、陈独秀、胡适等强大阵容的20世纪初的文学世界面前，今天的后浪是不是一定推动，乃至超越前浪，恐怕还轮不到匆忙断语。我以为评价问题可以留给未来，但发现问题应该是今天抓紧要做的事情。今天长篇小说一枝独秀的状况，与20世纪初沪上小说大观的文学盛况，有一比拼，那可以算作百年后中国文学的一个历史的回响。但20世纪初小说文体超越诗文，文字篇幅越写越长、作品越来越多，与此相伴的，是职业文人、稿酬制度、新闻出版、社团流派等属于20世纪中国新奇文学景观的呈现。那么，今天长篇小说的奇观，是不是也孕育着21世纪的文学曙光呢？我想这是人们在论述长篇小说问题时，需要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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