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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崇拜长篇小说，将长篇小说视作民族、国家的文学象征。但面对今天长篇小说遍地开花的局面，没有人兴奋。反倒是像顾彬、葛浩文等海外汉学家，公开批评一些当代中国的著名作家，说他们写得太多太滥，产量太高，随意浪费自己的笔墨。他们认为，中国作家与其匆匆忙忙写得那么多那么滥，还不如将精力集中起来，写好一部作品。[2]但这些海外汉学家的言论，在一些中国作家眼里，简直是不值一谈。在他们看来，顾彬、葛浩文等根本不懂文学创作是怎么回事儿。一个作家如果不是那么没完没了持续不断地多写快写，根本就出不了好的状态，当然也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就像长跑运动员，你让他少跑一点，养精蓄锐，厚积薄发，这种美好的想象，只是外行人一厢情愿的空想而已。对写作者而言，长篇写作是一种坚持。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好状态有时就冒出来了。甚至莫言也说，文学质量的高低，与写作速度、写作篇幅无关。他的《丰乳肥臀》，50多万字，写了90天。一个暑假，他可以写16个短篇。一个寒假，可以写5个中篇。[3](P86)小说家的现身说法与批评家、学者根据文学史经验所做出的批评，两者之间针锋相对，很难获得平衡。 文学作品究竟是写得长好，还是写得短好；相关的问题是文学作品写得多好，还是集中精力写好一部？这些问题原本就不可能有圆满的答案，而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结合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现状，以我自己的阅读体会，感觉到目前的纸质媒体中，数百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真正能让人有阅读快感的，几乎没有。我们惊愕那些超级作品的篇幅如此庞大，但又时时处处感觉到这些文本未经打磨的粗糙和叙事的啰嗦、紊乱。如果考察一下这些作家的创作，可以发现这些超长作品的创作，并不构成这些作家写作的最佳状态；换句话说，他们的名篇佳作似乎都在这些超长文本之外。以刘震云和张炜为例，人们记住这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并不是他们的百万字的超长小说，而是篇幅远远小得多的《一地鸡毛》和《九月寓言》。超长文本的写作，有点像是这些作家创作的酝酿期，在冗长而繁复的文学累积过程中，孕育着新的文学生命。但可惜，新生命还没有完全成熟，便提前出世了。所以，从严格的文学意义上讲，这些作品离毛坯不远。未经细细打磨的痕迹和随意任性的叙事，随处可见。在这些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的经历，常常可以衍生出几万字，甚至是十几万字的篇幅。如果照这样的写法，一个接一个人物的出场，每个人物都用上10多万字的篇幅，数个人物加在一起，就是近百万字。再加上人物之间的关系交代和故事情节的穿插，几百万字的巨型篇幅，的确不成问题。但这样的写法与长篇小说完美精致的结构形式之间，是一回事吗？我觉得不是。如果长篇小说仅仅是无限放大的人物故事和没完没了的情节铺成，那么，《安娜·卡列尼娜》一出场，托尔斯泰就应该用数万字的篇幅来交代和介绍安娜的经历，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读到的那样。事实上，长篇小说的人物、故事，是作家精心安排、反复提炼的结果，不是随意放大篇幅，毫无节制地堆砌。这就犹如泥料堆起的粗坯，与最后完成的精美雕塑不是一回事一样。从体量上看，粗坯当然外形体积庞大，但雕塑的最后定型，就是要削去很多枝枝蔓蔓、不相关的多余之物，将人物的情绪和神态，调节到最富表现力的支点上。这种去芜取精的创作过程，是艺术家呕心沥血的结果，也是艺术家创造力的最集中体现。眼下纸质媒体中的巨型小说，对作品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叙述，几乎就是一部小长篇的篇幅，这样的写作尝试，可以是一种探索，但从长篇小说精美的艺术结构来考虑，这之间肯定不是简单的直通车关系。对长篇小说来说，不是材料堆积得越多越好，细节交代得越详尽越好，篇幅拖得越长越好，而在于作家在叙述人物、故事情节时，要根据需要，有所提炼，有所删减。俗话说，满则损。写得满满当当，不一定就是丰富的体现。简约含蓄，有时包藏着巨大的审美能量。很多读者都熟悉古希腊《伊利亚特》中对王后海伦美貌的描写。作者没有用太多的笔墨直接赞美海伦的美，而是间接地通过将军们的眼光和议论来写，这样的描写，尽管文字简洁，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像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对于焦仲卿妻子的描写；《陌上桑》中，对于罗敷的描写；《长恨歌》中，对于杨贵妃的描写，极其简约，但让人过目不忘。如果作品用大段大段的文字，直接抒发作者对这些美人的赞美，文字篇幅肯定大大增加，但审美效果未必理想。所以，叙事的强弱轻重繁简的选择，一方面是审美变化节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写作者艺术功力的体现。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认为“宇宙万汇的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4](P323)。这“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就是一种有节制的书写。一个写作者如果不能很好地对笔底下的人物、故事，有所掌控，有所节制，那对长篇小说的创作而言，简直就是一场巨大的文字灾难。所以，汪曾祺要求小说文字一定要“干净”，不能拖泥带水。[5](P61) 回顾以往的文学经典，长篇巨作凤毛麟角，一方面是因为长篇小说结构复杂，写作难度大，对写作者有很高的文学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写作者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铺陈文字、洋洋洒洒，出版媒体也做不到像今天网络传播那样轻而易举，随意炒作。但无论如何，以往长篇小说创作所追求的文学精神的历练和精美结构的把握，古今相通，至今还有意义。作家应该在长篇小说的结构提炼上，精雕细琢，反复掂量；在文字的叙述上，节俭节制，去芜取精。今天那些巨型小说，之所以让人难以承受，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巨型篇幅的体量上，而在于繁复冗长的文字、结构缺乏美感，难以让读者兴奋起来。的确，写人物故事，没有必要将大大小小的事情统统交代出来，而是要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来加以表现。司马迁《史记》中对刘邦、项羽争权夺位的叙述，集中体现在“鸿门宴”一节。读完此节，读者心中有数，天下非刘邦莫属。同样，对于项羽性格的表现，《史记》也没有面面俱到，一一道来，而是选择了垓下之围，在这一高度凝练的环境气氛中，凸显楚霸王项羽的悲剧性格。相对于文学史上那些经典的处理手法，如今的超长文本，似乎都淡忘了打磨和锻造材料的重要性。读者耐着性子读完这些巨著，仿佛经历了一次疲惫的远行。几乎没有一个读者有能力再度复述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一个读者会为这些作品的阅读而兴奋不已。长篇小说不是要用篇幅来征服读者，让读者在漫无边际的字里行间，绕来绕去，云里雾里，不知所终。好的长篇，可以千言万语、千头万绪，但最终总能够提炼为一两句话加以概括。 当下的超长篇小说给我的印象，文学的意味太少，阅读的美感太弱，距离理想的文学，还有不小的距离。但问题是作者为什么明知巨型篇幅难以驾驭，还要冒险尝试呢？要知道这些巨型作品的写作者，有的还曾是长篇小说的能手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