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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意识形态战”(31)中重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动的盛宴，作家们必须选择他们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不同方式。史铁生于1989年5月写作《我与地坛》，改定于1990年1月，程光炜以“纪念碑”为参照解读“病残”与“废墟”意象，指出相较30后、50后两代作家习惯的“纪念碑式写作”，“地坛”是一次追悼与转向(32)。1989年莫言进入了写作低潮期，甚至以游戏心态尝试把沙家浜改编成武侠小说，1990年夏天在高密县城里百无聊赖，拿着苍蝇拍子驻守在葵花地里打发日子，9月开始写作《酒国》，并于1992年2月定稿。1989年的不同选择，将决定作家们回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现实的可能力度，而《心灵史》就是张承志为自己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设置的坐标。 1990年3月《心灵史》完稿交付花城出版社之后，张承志11月再度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日，在岩波书店《世界》杂志开始连载《红卫兵时代》。《心灵史》中暂时缺席的“革命”视角，在一种新的发言位置上被更加激烈地表达出来。1990至1994年访日期间，除了用日文写作《红卫兵时代》外，张承志还于1993年供职日本爱知大学进行“六十年代的世界与青年”系列讲座。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苏联解体，所有这些事件构成的国际视野，让张承志感慨“六十年代真的结束了。或者以美国的一个叫克林顿的六十年代反战者当选为总统、从此开始他歧视穷人穷国世界的行为为终止符，或者以我们正式开始总结毛泽东、红卫兵、知识青年，并同时准备新的反体制斗争为终止符——六十年代终结了。” 这种对于国际形势的体会，还不仅仅来源于一个老红卫兵固执的政治正确性。张承志回忆1989年在日本打工时体会到“漏船过河的恐怖”，出路只有一条，“唯有以学者身份写并获得出版，才能把钱挣到手。否则只有当苦力，而且挣不上多少钱。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包括对选题。果然红卫兵的题目成功了：约稿消息来临了。”颇有点反讽的是，后来被奉为“抵抗投降”的理想主义战士，第一次以学术方式全面供述红卫兵身份，竟然是为了“生存”。张承志看破了当时日本思想界和西方学界的需求，“他们热衷中国政治并有瘾于彻底否定它，但骂声一片的印刷垃圾也已经使他们厌烦”，他们“幻想中国变成一堆无能而献媚于他们的小国”，所以自然如20世纪之交日本兴起“满蒙回藏”研究一样渴望看到中国内部的异族发言。于是他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在《红卫兵的时代》中为革命招魂，在《从回教所见的中国》里用历史真实激烈批判西方将共产主义描写为少数民族灾难的分裂意图(33)。这段域外体验在《无援的思想》中被张承志称作是“暗夜的生活”：“用外国语一本接一本地出书，在课堂上夺来了我需要的口粮”“在你的每一件企图获得饭费和贫民窟房费的工作中，都隐喻地感到了右翼式的要求”“海湾战争爆发那天，我通夜守着电视机……我清楚地明白了，美国人完成了他们粉碎伊斯兰世界力量的事业”“全世界都在盯着想下一个是中国。而中国智识阶级还在继续他们吹捧美国的事业，中国电台播音也操着一股央格鲁·撒克逊的腔调……”(34)。1993年毛泽东逝世一百周年，张承志应岩波书店《世界》杂志约稿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对一个作家来说，我初次体验了不能使用母语写作的滋味”“我没有表达关于革命的反省的自由”。(35) 张承志是在中国的外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当国内知识分子群体或许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文理想参照下感受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众声喧哗带来的震惊体验时，张承志已经在海外旅居的现实感中提早窥破了“资本”和“冷战逻辑”布下的重重陷阱。1994年年初，张承志放弃加拿大签证，提前结束契约归国。他迅速被卷入到“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并被扣上了“专制主义”“文化冒险主义”“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死不悔改的红卫兵”等帽子。张承志事后感慨：“是否左翼思想的表达必须为左翼甚至极左的政治负责；是否关于毛泽东或革命问题的思索必须为毛泽东或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的一切后果负责；是否关于荆轲的审美等于支持一切‘国际恐怖主义’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写了受尽歧视、压迫和屠杀的中国回民的一点心情，就必须对世上的伊斯兰世界的一切现实负责……”(36)张承志没有再在“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中讨论关于“抵抗”与“投降”的不同选择，而是揭穿了这场混战的另一关键——中国知识界已然成为“后冷战”世界格局中“意识形态之战”的主战场，并且更加危险的是，当革命即暴力，在“文明冲突论”(37)主导下将伊斯兰妖魔化为恐怖主义等“偏见”，被默认为“常识”时，这场“意识形态之战”其实已经提前结束，不战而败了。 洞见之后的写作更为审慎。张承志回忆，“在整整一个一九九五年，没有在写作中涉及我熟悉也是我感情所系的中国回民及其宗教”，这种“规避三舍”的姿态持续到1996、1997年，“我在许多散文中删去人的故事和思考，只留下风景描写”(38)。而此后的写作与长旅，都是自觉加入意识形态之战的知识准备。在世纪末的国际政治局势中清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遗产，在西方世界内部发现抵抗的他者，在右翼思想中寻找革命的可能，他将眼光投向了日本阿拉伯赤军，批判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用马克西姆·X替代马丁·路德·金，强调“对待帝国主义的压迫者，只有以暴力反抗暴力”。张承志执着于学习语言，从词源考证上去认识他者，提出了“第一性的史料问题”，在“文明冲突论”流行的时代强调在文明内部的发言，他既批评作为19世纪知性象征的实证主义方法，又反对流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20世纪末现代主义思潮，真正的历史研究既不是干巴巴的考据，也不是研究者自己的情感迷狂，它是争夺文明阐释权的行动，是创造共同体的实践。不仅仅是纸上的学术，张承志还继续深入草原与边疆，并不断将海外行旅的路线扩张到中西亚、地中海西部和拉丁美洲，以《鲜花的废墟——西班牙纪行》《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等写作，在新的世界地理版图上重新讲述与穆斯林休戚相关的世界史。 改定版《心灵史》就是这些思考的结晶。当“意识形态之战”的自觉认识，代替80年新思潮面对“红卫兵-知青经验”的内在冲突时，作为起点的《心灵史》必然要以“革命”为终点。初版《心灵史》中曾抽象讨论的“信仰”“人性”“底层”等问题，被带入到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改定版前言从正反两面总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方面，“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无秩序、经济停滞和以阶级的名义对人性的压迫——已然彻底结束”(39)；但另一方面，新的趋向又在同步发展。首先是一种清算革命的思想逐渐占据主流；第二是经济上的发展主义，一切向“钱”看；第三是官僚体制的修复；第四是人道主义、不同政见沦为文学自我标榜的道具，掩盖实质上的粉饰西方；第五是知识界以重建规范为名，在考据实证中规避现实介入。这些问题的概括不仅是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为参照，向前追溯作为萌芽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是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革命理想走向自身反面的历史为参照，向后指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结构性反复。 相比初版完成“写什么”的首要任务，改定版在“怎么写”的问题上也有了更多的策略性考虑。张承志非常清楚意识形态之战中讲述革命的难度。例如为了直面“与革命共生的悲剧”，张承志在改定版前言中特意添加了哲合忍耶教在1958年受难的历史，但他又特别强调西海固的控诉，与流行的对革命的诅咒不同。在改定版中，张承志还解释了历史下限只写到1920年的原因，“狗尾续貂不仅并无意义，而且有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工程之一砖半瓦的危险。”(40)一面在中国内部讲述哲合忍耶，小心应对西方借后殖民理论等结构民族国家观念可能带来的现实后果；一面又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致力于“寺里的学术”，把哲合忍耶所归属的穆斯林共同体，放到“革命中国”和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扩张的历史延长线上去，强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革命遗产中的国际主义视野。 而对哲合忍耶“阶级”属性的强调，最终取代了张承志在二十世纪80年代语境中更多使用的“底层”“人民”等概念。阶级不仅仅是客观经验层面的某个特定群体，更是一种立场。就像在《狗的雕像》中，张承志回忆插队时因为额吉与牧主沾边的家族关系，受到其他牧民的侮辱，“那时我没有懂得这种罪恶源于歧视，我更不可能想象当时我认为已经被压迫得气闷的牧民，在未来也可能去歧视别人。”(41)“阶级情感是一种模式，而不是客观上可以指定属于哪个阶级的所有个体一直拥有的东西。”(42)反抗歧视、强调他人的尊严，对抗新帝国主义，这些叙述在盛行文化相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今天看来显得如此老套，但相比口舌之争，张承志确以他直白的行动，将复杂的思辨作为实践的依据而非障碍，去澄清被污染的知识(43)。再反顾张承志走过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定本对日本史学家谷川道雄的引用就更显得意味深长，“现在反体制组织的多数，都是没有共有物的、诸个人的粒子般的集合体。它们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映。”如果反体制的出发点始终是个人，那么寻找底层或人民认同就只能是“我”在渴望身心安顿时无法兑现的“乡愁”。朴素的阶级情感才是“共同体”达成的基础。 当我们习惯于以真理在握的语气去捍卫所谓“普世价值”时，张承志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一把揭开了“意识形态战”的面纱。他的方式或许简单粗暴，但恰恰也逼迫我们去反思自己同样“简单粗暴”的逻辑。就像一些人在张承志表达他关于9·11的不同意见后，投以轻蔑鄙薄的断语，看似占据道德制高点，实际上却是“非历史”的随声附和。正如萨义德就“自杀性爆炸”等极端暴恐行为所分析的，“尽管有其恐怖存在，巴勒斯坦暴力，一个受到极端压迫的绝望民族做出的反应，已经被从它的背景以及导致它的可怕苦难中剥离开来：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人性的失败，而人性虽不会让事情交得少一些可怕，但起码可以将它置于真实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之中来予以考虑。”(44)这即是张承志所强调的，巴勒斯坦问题就是世界的癌，当然要控诉暴力，但必须明白，它并非一个事情的开始，而是一个事情的结果。倘若没有这种历史的眼光，恐怕就只能感慨“人性，太人性了”。 从《心灵史》初版到改定版，张承志始终以选择异端的方式从时代中突围。启发读者的并不仅仅是他选择的对象，而是他将自己的知识不断“历史化”的方式，避免成为某种体制或意识形态制约下不自觉的发言者。这或许就是阿甘本所谓“在断裂与脱节中的同时代性”：“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