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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晓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 1991年《心灵史》出版，如张承志今日所说“它经受了褒贬毁誉的各种项级的遭遇”①。哲合忍耶令人敬畏的“束海达依主义”，苏菲主义与张承志式抒情文体的密合，荒芜英雄走进大西北的孤独身影——无论是跟进阅读，还是就此分道扬镳，在《心灵史》之后，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完成了的、无须再用作品更新的“张承志”形象。就此而言，2012年《心灵史》改定版仿佛“复活”了时光。 改定版以定价1500元订购的方式，收益10万美元，依照“手递手”的原则全数捐予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张承志作了五次题为《越过死海》的演讲，在回国后的公开汇报中更直接以《从清华园到巴勒斯坦》为题，将此次改定与举意视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红卫兵运动”的一次回响。改定版开宗明义，在初版本前言关于追求人道主义与心灵自由的信仰故事之上，明确了它的历史起源：“我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和正义继承的道路。”②这样的表白无疑是危险的，可能更加固化当年批评者们所谓“原红旨主义”的谩骂，然而时隔二十多年后又一次“为人民”的供述，也提醒我们注意《心灵史》的变与不变。 如果存在一个超稳定结构般所谓张承志的“红卫兵情结”，那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坐标，为何要迟滞到改定版中，才明确成为重述哲合忍耶教派史的依据？回到《心灵史》最初的创作年代，1984年初入西海固，1989年9月开始写作，1990年写成交付花城出版社，1991年正式出版，如果说《心灵史》脱胎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转折，那么对于张承志来说，它所终结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什么，这次总结又为回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提供了什么？从1966年创造“红卫兵”的名字，到1978年创作蒙文诗处女作以笔名“人民之子”携“六八年”理想进入新时期，再到2012年《心灵史》改定版自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儿子”，这三个自我命名之间是否可以完全画等号？如何理解八九十年代对于张承志的意义，以及《心灵史》在他不同时期思想转换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 在改定版清晰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由初版本保存下来的历史遗址，提示我们注意“重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曲折。或许在后视者的判断中，这是一次不存在“重返”的前定，但早在1982年第一本小说集《老桥》的后记中，张承志就已经预言了这条“重返”或者说“重建”道路必须穿越的年代层叠：“但我毕竟生活在八十年代，并可能活到二十一世纪初叶。即便是对老桥时代的描写，我也开始有了复杂些的感受和冷静些的眼光，它们在倔强地迫使我改变和寻找。”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理想若要被顺利嫁接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就必须面对它如何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换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