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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关 键 词】乐府/行曲/散歌/乐章 【作者简介】王福利(1965-)，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乐府歌诗”是继“诗”、“骚”之后，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又一重要环节，被称为古诗之流，影响深远而巨大。尤其是其中的“行”体乐府，运用广泛，并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发展衍变，其歌诗名称亦随之而灵活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曲”，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对促进古代诗体的发展起到不容低估的作用。因而，该类乐府引起了古今中外有关学者的高度关注。然或是由于学者对有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未曾留意，或由于对一些记载的解读失之片面等，有关事项尚需进一步梳理、明辨。本文即欲就“行”体乐府的实质归属、概念内涵声辞关系及其入乐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有补于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 行体乐府的实质归属 就“行”体乐府的归属而言，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将其归入“杂题”，①在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尽管在燕射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相和六引、相和曲、相和歌辞诸调曲(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以及近代曲辞、舞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中，均有或多或少的出现，但事实上，郭茂倩最终还是将其视为“杂曲歌辞”。这从《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序文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其云：“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②无独有偶，元郝经也是将其视为“杂体”的，他说汉武帝“定郊祀，祠太一，作十九章之歌，章各有名……其后，杂体歌、行、吟、谣，皆为乐府，新声别调，不可胜穷矣”。③清人冯班不但将这里所谈到的歌、行体乐府看作唐人“歌行”变格之源，而且还说到江总持的七言歌行就曾命名为“杂曲文”。他说：“晋、宋时所奏乐府，多是汉时歌谣，其名有《放歌行》、《艳歌行》之属，又有单题某歌、某行。则歌行者，乐府之名也。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断句，七言歌行之滥觞也。沿至于梁元帝，有《燕歌行集》，其书不传。今可见者，犹有三数篇。于时南北诗集，卢思道有《从军行》，江总持有《杂曲文》，皆纯七言，似唐人歌行之体矣。……歌行变格，自此定也。”④庞垲《诗义固说》卷上亦云：“古诗三千……后此遂流而为《骚》，为汉、魏五言，为唐人近体。其杂体曰歌、曰行、曰吟、曰曲、曰谣、曰叹、曰辞，其体虽变，而道未常变也。”⑤显然，他也是将“行”体与“歌”、“吟”、“谣”、“叹”、“曲”一起归为“杂体”的。事实上，早在《隋书·音乐志》中，已将包括“鼙舞”在内的诸多乐类直接称之为“杂乐”了(鼙舞曲辞皆为行体乐府)⑥，其文曰：“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⑦之所以称之为“杂乐”，因其不但“非正乐”，而且，此等音乐主要用于欢宴之时，“与杂伎同设”。⑧与《乐府诗集》所载其他类歌辞、曲辞相比，“行”体类诸多乐府的主要特点即在于“杂”。《乐府诗集》引《宋书·乐志》解释“杂曲”得名之缘由说：“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⑨该段文字说明了“杂曲”之所以被称之为“杂曲”，便在于它“兼收备载”的“杂”的特征上，这种“杂”又主要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该类曲辞所写内容、所抒之情纷繁复杂；二是其来源亦杂，虽说“历代皆有”，但作为诗之流的诸杂曲，则自汉魏始，又“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本土文化、异族风情，莫不成其滋生繁衍之土壤。就其作者、存佚、拟作、形式等，郭茂倩则云：“自秦、汉已来，数千百岁，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后，丧乱之余，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则若《伤歌行》⑩《生别离》《长相思》《枣下何纂纂》之类是也。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则若《出自蓟北门》《结客少年场》《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齐讴》《吴趋》《会吟》《悲哉》之类是也。又如汉阮瑀之《驾出北郭门》，曹植之《惟汉》《苦思》《欲游南山》《事君》《车已驾》《桂之树》等行……傅玄之《云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鸿雁生塞北行》《昔君》《飞尘》《车遥遥篇》，陆机之《置酒》，谢惠连之《晨风》，鲍照之《鸿雁》，如此之类，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其辞具在，故不复备论。”(11)可见，诸体创作皆自秦、汉之后，尽管“亡失既多”，但其中亦有“古辞可考者”，亦“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无论哪一种，可以肯定的是，其间皆有“行”体乐府曲辞的存在。宋王灼《碧鸡漫志》即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12) 这些杂体乐府，无论是“杂曲”也好，“杂舞”、“杂乐”也罢，在其产生初期，显然是与雅正乐舞曲相分判的。关于这一实质性归属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而这一点对许多问题的分析、说明却又是至关重要的。(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