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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声明的是，笔者绝无针砭、比较或排序人性优劣之意，只想指出现代语境中男性构造的同质化趋势。就此而言，红柯的生命寻根及对复古英雄的追慕建构，不无现代纠偏的意义。作者曾说：“在新疆，男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雄性，甚至算不上生理意义上的男人，新疆人的词汇里，男人总是跟血性跟强悍连在一起。”(11)换言之，雄性或男性，系人性的有机部分。 作为《喀拉布风暴》线索的创伤追溯，实是切入当今社会、引爆现代机制中诸多病灶的极佳角度。还有什么比因农民身份自卑而导致的性别创伤更沉甸甸、更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事件呢？它涉及城市化危机、地方文化认同、农民命运等诸多问题，但红柯的兴趣显然不在此。他不打算像他的前辈沈从文那样对现代或城市出具讥嘲、讽刺的笔触与构思，或者在潜意识中他认为这些根本不值得费劲辩驳，本来就是错得离谱、你知我知的东西。对红柯来讲，念兹在兹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平复创伤、自我统一。他只要构造一个对自己有意义、能体面牵引、“化疗”其创伤的语境、空间即可。这也是阅读《喀拉布风暴》时的最大遗憾：它把一个颇具历史、现实势能的题材写成了一面之词、一厢情愿的抒情歌曲。 自恋是《喀拉布风暴》的明显特征。全书实际上只有张子鱼一个人物，其他人都是为了宽解、启发他而来。无论张子鱼怎样行为偏僻，女人(叶海亚、李芸等)对他的爱总是无怨无悔，男人也注定会喜欢上他。武明生、孟凯都曾是张子鱼的情敌，但最终和他成了兄弟。不仅如此，二人的爱情观及追求幸福的行为，亦像是“张子鱼—叶海亚”模式的翻版与补充。这或许可理解为张子鱼精神的辐射效应？真是太完满美好了！张子鱼在浪漫诗意的虚构中获得了旷古难寻的“幸运”。借助这众星捧月的人物设置、情节编排，神话中的原始英雄终于回归了文学故里。 有时想，如果作者加强武明生形象的独立性，让他跟张子鱼之间的挑衅对立(当然会有具体程度的不同)贯彻始终，《喀拉布风暴》的故事会好看真实得多，其思想的张力、深度亦非现在平沓、散漫的版本可比。但红柯却顾不了这些，他只是矻矻营造一个对自我主体“是”与“理解”的世界(包括自然与他人)。虽然其间不乏廓大、动人的描绘，但总觉得境界拘束、造作了些。就此而言，红柯的自然、英雄书写，实未超越“个人化书写”的窠臼与缺陷。它也算其中的突出个案吧？其实，当孟凯把张子鱼的创伤定性为现代社会普范的男性生命的扭曲、缺失时，就已把张子鱼放在了一个值得同情的、正面的、享有审查豁免权的位置，全书自恋、抒情的叙述格局也于此奠定。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人类的英雄主义情结本就和自恋彼此张连。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活动着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纳西索斯的幽灵，它让人沉溺自身，无可救药。所谓自恋，本是个我强烈自觉的征兆，它是在“自尊”意识与“自我价值”理念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在自恋心理的驱使下，人为了表白自己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就竭尽全力去证明自己在宇宙中是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如是催生了英雄主义。由此看《喀拉布风暴》，主人公从追溯创伤到寻觅和构建英雄，亦可谓人类本能的文学反应与自救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