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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枝继承了鲁迅开创的这种传统。他是左翼作家中始终坚持人性描写的作家，这使他与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其他作家有着显著的不同。也正是这种人性的描写，使魏金枝的小说创作具有了强劲的艺术魅力。从《奶妈》到《颤悚》，从《前哨兵》到《蜒蚰》，从《白旗手》到《坟亲》，从《报复》到《苏秦之死》等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显示了一种艺术描写的深度与力度，赋予了小说感人的艺术魅力。《白旗手》中的勤务和老李，都是在深刻的人性揭示中而显示其艺术魅力的。勤务当了五六年兵，一直没有升级，反而丢了缺，他就跟把兄弟老李来招兵，按理应该感谢他，可勤务随老李第十次来到天上镇后，就与老李之间起了冲突，最后竟发起一场士兵哗变。勤务为什么这样呢?作者深刻地揭示其人性依据，这就是人的物质欲望和生理本能欲望发酵的结果。一是钱少，心里很委屈。他帮老李去招兵，当勤务，每月只有九块钱的饷，而老李攒了很多钱却不分一点给他。二是基于性爱本能要求产生了嫉妒。勤务随招兵委员老李到天上镇招兵，老李便和乌狗婆娘发生了关系，他对老李霸占乌狗婆娘十分不满。这种不满，主要基于他对那婆娘也产生了一种原始的性的冲动与欲望，但老李贴在婆娘的身边寸步不离，而那婆娘又总是躲避他，这使他难堪，觉得有些悲哀，他很苦恼。这是他反抗老李最主要的深层原因。性爱是人的一种原始本能，爱情是世俗人生中主体最大的内驱力，由爱而恨的行动力是强大的。作为世俗社会的主体的人，他们不是因爱而获得幸福，就是因爱而招致不幸。勤务对乌狗那婆娘的欲望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欲望，就像阿Q想和吴妈困觉一样是无可非议的，他被那婆娘拒绝，也与阿Q被吴妈拒绝一样，是爱情不可强求的显示。然而，与阿Q从此招致人生的悲剧不同，勤务则因此走向了一种报复之路，使情敌走向了末路。因为是基于爱的不可得而产生的恨与嫉妒，进而导致勤务反抗老李，所以这种行动没有丝毫的妥协性。这种人性描写非常深刻。可以说，正是这种人性的内涵，使小说显得非常感人。正是这种人性的视角与艺术描写使魏金枝这篇小说获得了成功。 鲁迅开创的人性描写的艺术传统，拓深了文学创作的路向，对魏金枝的影响是很深的。可以说，在左翼作家中，始终坚持鲁迅这种人性描写的艺术传统的，就是魏金枝。自然，在左翼作家中，柔石也是坚持这种人性描写的审美路向的，本来他与魏金枝可以成为左翼文艺运动中坚持人性描写路向、疏离左翼文艺政治中心的双峰，可惜的是他早早地牺牲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损失，也使鲁迅文学传统失去了一位忠实的继承人。自然，无论是魏金枝还是柔石，他们的人性描写与鲁迅亦有所不同。就魏金枝来说，他与鲁迅的不同就在于对人性复杂性的把握以及对个体人性的蜕变历程的展示上。读魏金枝的小说，无论是《校役老刘》，还是《磨捐》；是《奶妈》，还是《前哨兵》；是《白旗手》，还是《报复》；是《父子》，还是《坟亲》，都是在一种人生的动态进程中展示出人性的复杂性，显示了艺术描写上的深度与力度，赋予了小说感人的艺术魅力。例如《奶妈》中的奶妈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她与丈夫商议将自己的孩子送给育婴堂，而来到鹏飞先生家里做奶妈，养他的孩子，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她就一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孩子，这充分显示了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可是她并没有失去一个母亲的品性。她被捕了，国民党要处决她，她感到“现在是一切都已完了”的时候，她最不能放下的就是被送走的孩子。于是，她要看看她养过的孩子，当警察叫鹏飞先生抱着孩子来到法堂上时，她将孩子接了去，亲他吻他。她说她要他们来到法堂上，并不是要让他们知道她是个共产党员，不是一个下流的不贞的女人，而是要见见孩子。她悲伤地说：“为的是，我自己也有过一个孩子，然而为着工作的便利起见，夫妻两人协议将孩子送给育婴堂。我们以后一直没有看见那孩子了。为着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我来养你们的孩子。现在是一切都已完了!……我的工作……我从心底里想起了那失落在人间的孩子，再也没有象这样的时候，我心痛我的孩子得利害……我们为着要救被压迫的人们……现在是一切都已完了……”她的眼泪不断地滚了下来，滴在那孩子的身上，一边不停地吻着孩子，一边又说：“为的是，我要见见这孩子。”她的声音啜泣了。魏金枝这样描写，就将一个母亲对于自己孩子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将奶妈灵魂深处的人性真实完整地展示出来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奶妈为了去救受苦受难的民众而勇于自我牺牲，显示了宗教式的泛爱精神，显得崇高而伟大；作为一个母亲，她又惦记着自己的孩子，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就将满腔的母爱献给了鹏飞先生的孩子，在临刑前还要看看这孩子。显然，奶妈不仅是一个崇高的革命者，也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因此，这个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不管时势如何变化，总是坚持抓牢人性这个文学的中轴，始终不断地拓展和深化，从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可以说，魏金枝的小说创作，擅长于在人生的进程中不断地显示人物心性的多元性，并使之完形，正是对鲁迅开创的人性母题的一种光大，是对鲁迅开创的文学传统的发展。 鲁迅对魏金枝的影响还体现在小说文体的创新与探索上。鲁迅具有很强的文体意识，是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开创者。他的小说每一篇都是一种自足性的文本，显示了很强的先锋性特征。对此，鲁迅以“格式的特别”⑥作出了概括。打开《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从外在的形式看，有《狂人日记》所代表的日记体、《阿Q正传》代表的传记体、《兔和猫》代表的寓言体、《鸭的喜剧》代表的抒情散文体，《补天》所代表的神话体，《起死》为代表的戏剧体等等。这些小说，虽然运用的大都是中国传统文人很娴熟的体裁，但鲁迅赋予旧的体式以全新的意义。例如，《狂人日记》和《伤逝——涓生的手记》都是运用中国传统文人很擅长的日记(手记也应该是日记的一种形式)体，但鲁迅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日记以时间顺序来结构文本，而是按照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意识的流动来组织安排，打乱了时序，也削弱了情节的连贯性，冲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讲究有头有尾，环环相扣，情节完整的套路。实际上，这种日记体不是演变成了心理小说，就是演变为现代抒情小说。传记、寓言、神话都是中国历代文人所习见的一种文体，然而鲁迅让旧瓶装上新酒，并予以精心的构思，成为一种完形的小说，《阿Q正传》成为了世界经典小说，影响深广。正如有学者指出：“《狂人日记》使鲁迅声名鹊起，此后一发而不可收，8年时间连续做成25篇，而且几乎一篇一个样式，在内容形式两方面为中国现代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⑦鲁迅这种创新和探索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作家。魏金枝在创作中就出色地继承了鲁迅这种不断探索和创造的艺术传统与艺术精神，精心构思其小说文本，显示了很强的文体意识，甚至可以说是成了一个文体家。纵观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不仅有《留下镇上的黄昏》这样的日记体小说，也有《七封书信的自传》这样的书信体小说，《小狗的问题》这样的对话体小说，还有《祭日致辞》这样的回忆体小说。而且，魏金枝的小说跨文体特征突出，许多篇目既可看作小说，又可看作散文。《祭日致辞》原载1924年5月7日《民国日报·妇女周报》，后来作为散文在《小说月报》刊载，与周作人的散文《苍蝇》放在一个“选录”的栏目中，但是魏金枝自己后来却将它收在自己的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中。他的小说《客气》、《死灰》当初都是以小说发表的，但后来他又将它们作为散文收录在《时代的回响》中，显然是这些作品兼具小说和散文的特征。其实，魏金枝小说中的许多篇目都有这种特征，如《骗子》、《赌》、《竹节命》等都有这种特点。这无疑说明了魏金枝小说在文体上的先锋性，也显示了魏金枝的文学创造力。 鲁迅小说文体对魏金枝的影响，主要的还不是这种表面形式，而是小说情节结构的叙事模式。鲁迅的小说非常讲究叙事艺术，他总是在一种精巧的叙事结构中形成艺术的张力，显示突出的文学意义。鲁迅的小说叙事，在情节结构上通常呈现出“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种模式⑧，魏金枝的小说也包含着这两种模式。《校役老刘》的叙事结构就包含着“看/被看”的叙事结构。在小说中，老刘时时都处在被看的地位。在学校里，老刘没有任何地位，时时都被人看笑话，被人任意欺辱；同时，老刘也在看别人，也在用他的眼睛去审视这个世界。最后，他看清了这些人的丑恶面目，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就毅然离开这个学校，不与这些人同流合污。《自由在垃圾桶里》的情节结构也是一种“看/被看”的叙事模式。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君邻居的故事及其与邻居关系的故事。于是，×君与邻居构成了“看/被看”的关系。《蜒蚰》的叙事情节就典型地包含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抗战时期，蜒蚰因为老婆夜叉与乡丁经常在一起苟合，被乡丁捉去送了壮丁。抗战胜利之后，他跟随两个同乡的同营兄弟老李和老袁一起逃回了家。但是不久，因为老李和老袁想重新去当兵不成，他就自己去当兵，用自己卖身的钱去救济老李老袁的家属。这是一种典型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鲁迅的小说既有象征和隐喻文本，又包含着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疏离的反讽文本。魏金枝的小说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文本。《骗子》、《喜悦》、《苏秦之死》的叙事文本就是隐含着隐喻与反讽的文本。《苏秦之死》通过描写以个人私欲的满足为基本行动指向的意志型英雄苏秦在临淄被刺，隐喻一个人再强大也不可战胜自然，一个人无论多么具有力量，但总是敌不过群众的力量。在小说中，临淄城里那个“不声不响的刺客”，就是民众力量的隐喻。当民众起来反抗了，任何意志型的英雄人物都是要失败的。同时，这篇小说还蕴含着反讽式的文本。通常，英雄大都能视死如归，坦然地面对死亡，而苏秦在死亡来临时，他感到无比恐惧，流下了人生的第一淌泪，可见他也是一个平庸的人，其精神本质也是渺小的。这不仅是对世俗人生中那种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私欲极强的神经质式人物的讽喻和批判，更是基于现实社会境况和政治情势而对私欲极强的专制型英雄和意志型领袖展开的深刻批判。从发表的时间看，自然是对玩弄权术的反动派蒋介石的讽刺和批判，是对其命运的象征和隐喻。这种隐喻与反讽使小说形成了隽永的艺术韵味。 鲁迅小说文体对魏金枝的影响，更体现在叙事策略与多重文本的建构上。鲁迅对小说艺术有高度自觉，十分讲究小说的叙事策略，往往建构出多重文本。他习惯于用第一人称展开小说叙事，并有意在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设置距离，从而充分显示了小说叙事的艺术张力。《狂人日记》采用第一人称和自我独白的形式来开展故事，是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艺术的先锋。但小说中的叙述者“余”与隐含作者明显是疏离的。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余”并不就是小说隐含的作者。然而，正是这种缝隙使《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文本显得十分复杂，形成了三重文本。首先，“余”叙述的狂人的故事，是狂人的哥哥告诉他的基本情状——一个迫害狂者生病时的情状。如此，“余”和狂人的哥哥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构成了小说的一个文本。其次，“余”转述的故事就是狂人“发狂”时记下的日记，是狂人发病中看待外在世界的结果。于是小说就形成了第二个文本。这两个文本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这就使小说形成了一种思想张力。然而，到底如何来看待这一场纷争呢?这就是小说中隐含作者的态度。于是，小说就拥有了三重文本。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入到这三个文本之中。这种先锋性的叙事策略与文本创造方式，给魏金枝以很大的影响。魏金枝的小说不仅讲究叙事策略，而且巧妙地创造出了多重文本。从《七封书信的自传》到《自由垃圾桶》，从《留下镇上的黄昏》到《校役老刘》，从《奶妈》到《颤悚》，从《政治家》到《坟亲》，都精心选择叙述人，创造林精巧的文本。如前所述，《奶妈》是一篇构思极其精巧的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开放性叙事视角与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视角相结合的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式，从而形成了一个三重文本共存的先锋性的文本系列建构。小说的核心文本是讲述奶妈故事的文本。对于这个文本，作者采取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开放性叙事视角，故事的叙述人是作品中的人物鹏飞先生。小说的全文本是讲述的小客栈里所有人故事的文本。这个文本是由小说的全篇构成，它包含了小说的核心文本。作者采取的也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开放性叙事视角，讲述这个故事的就是小说预设的叙述人。而将核心文本和全文本联系起来的是“中介文本”，它讲述的是鹏飞先生与奶妈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住客观察到的，由鹏飞先生自己讲述的。因此核心文本就和全文本发生了联系，也产生了形而上的意味。这三个文本互相映衬，形成了一种复调效果，产生了艺术张力，丰富了小小说的思想意蕴。由此可见，魏金枝的小说在文本上具有很强的先锋性的形式意味。正是这种形式意味赋予了他的小说比较丰富的审美意蕴，显示了很强的艺术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魏金枝接受鲁迅的影响，并不是生吞活剥、泥古不化的，而是以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鲁迅文学艺术内化为自我生长的营养，拓展了鲁迅开创的文学路向。他的小说也习惯于用第一人称叙事，但这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通常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不像鲁迅笔下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是局外人和次要者。从《七封书信的自传》到《裴君遗函》，从《祭日致辞》到《自由在垃圾桶里》，从《死灰》到《客气》，从《政治家》到《坟亲》等等，都是第一人称叙事。如前所述，《自由在垃圾桶里》的故事是由“我”转述的，构成了一种双重三层次的“看/被看”。这个“我”既是作品中的人物，也是一个叙述人，既是小说文本的组织者，又是推动者，也是主文本的创造者。当“我”听到×君讲到邻居将卖油条的钱抛在地上让小朋友争拾时，“我”却说“那也不过是些孩子的玩意儿呢!”这就激起了×君讲述他的第二件事情——将一班从别县来的吹唱手领回家，卖锅换馒头给他们吃，以致受母亲打的故事。“我”又追问他后来的情况，×君又讲述了他在母亲去世后成为十足的流浪者的情形。最后“我”告诉读者，后来×君对他的态度。这样，小说的主文本凸显了×君的邻居故事的典型性，表现了对他的理解和同情，揭示了社会的罪恶，当然也批判了以×君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误解底层民众，对他们缺乏深厚的情感。而这一切都是“我”转述完成的，这与《祝福》中的“我”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有所不同。如果从文本中“看/被看”的关系来说，这个“我”，实际是一个带领读者看×君与其邻居的主导者，是一个与×君对话的主要人物。正是因为这个“我”的存在，赋予了这个文本的艺术张力，因为通过“我”来看这件作品，这篇小说就有了更丰富的意蕴。魏金枝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已经突破了单纯的形式意味，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与鲁迅的小说是不同的。当然，魏金枝的小说也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从《奶妈》到《白旗手》，从《校役老刘》到《山地》，从《凑巧》到《父子》等等都是的。值得注意的是，魏金枝的小说，即使是第三人称叙事，往往也是隐含着一个居高临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作者。例如《白旗手》是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讲述了一个招兵的勤务因不满招兵委员而带领新兵哗变，投向劫富济贫的老冯队伍的故事。在小说中，我们时时都可感觉到一个站在远远的叙事者“我”的存在，“我”对于这场哗变的兴趣与看法。因此，小说也就具有了思想张力。可以说，魏金枝的小说展现了很强的文体意义，体现了执着于艺术创新的主体状态。 总之，鲁迅小说深深地影响了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他称得上是鲁迅文学的忠实信徒。一个作家的经典地位，除了以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思想的深刻性、艺术的独特性为基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作品所建立的思想与艺术的范式能够不断被后来者继承和光大。魏金枝的小说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接受了鲁迅艺术的滋养，充分表明了鲁迅小说的经典地位。值得指出的是，“文学是基于生活的主体书写”，必须“抒写主体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发现，传达主体真切的情感与思想”，⑨必须具有独创性才会有价值。因此，作家接受别人的影响，吸取前人的艺术养分，也不能照套和照搬，否则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魏金枝无疑把握了这一点。他并不是套用和照搬鲁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而是将它融进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中，既赋予小说以先锋性的艺术品格，又使小说生成了比较丰厚的审美价值。 注释： ①⑨刘家思：《刘大白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339页。 ②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82页。 ③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 ④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⑤⑧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40页。 ⑥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页。 ⑦程光炜、刘勇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