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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夕，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茅盾所作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主报告(之一)里，引人注目地专门谈到了胡风、舒芜等所提出的“文艺上的‘主观’问题”，并且将胡风、舒芜的主张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点明其要害是“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根本问题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① 茅盾在“附言”里申明这并非“结论”，②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又明确地说，他的这段话是“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总结性发言”，③这样的“总结”当然是不允许讨论的。茅盾自己在报告里，就明白无误地告诫听报告的作家：要“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例如说，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人民与军队的关系，在新中国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所呈现出来的景象显然是根本不同的。文艺工作者也就不能不对于自己的工作任务与意义以及对工作的态度等等有一个新的认识”。④这里所说的“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人民与军队的关系”自然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和国家、军队的关系：他们所面对的将是共产党领导、掌控，以军队为后盾的国家权力，所谓他们的工作(写作与研究)任务、意义与态度都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实就是要求服从于新的党和国家的权力意志。一旦国家权力关系介入，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的《讲话》就不再是可以讨论的对象，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与服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及选举产生的全国文联、作协，就成了党所领导下的权力机构，其所通过的报告、决议，具有了权力的约束力；这样，茅盾的报告，因为是党所授权，经过党的审查、批准，也就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性；报告中断言胡风、舒芜的主观论是毛泽东《讲话》里所说的“立场、观点、态度问题”，就不再是一种学术批判，而具有政治结论的性质。也就是说，从1948年的批判，到1949年的“总结”，随着共产党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胡风、舒芜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胡风对此毫不知觉。他直到1954年写《三十万言书》时，还愤愤不平地提到茅盾的报告修订稿没有给自己看过，新文协(即新的文联、作协)成立不和他这个旧文协(抗战时期成立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里“以左翼作家身份负责实际工作的人”商量。⑤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的决定权都在党手里，完全无须征求他这个党外人士的意见。连把他“选”为文代会主席团成员，而非常务主席团成员，“选”作全国文联委员，而非常务委员，这都是党的安排，这样安排本身即已宣告党并没有把胡风视为依靠力量，仅作一般统战对象看待。 但胡风依然把这看作是周扬等对自己的排挤，依然要据理力争。在他看来，这里可能还存在着因为发表《论主观》而引起党对自己和包括舒芜在内的朋友的误解，因此，特意写信给舒芜，告诉他“最难者莫如被人所需要，被人所知”，这里所说的“人”自然指的是党和新政权；舒芜也立刻心领神会：“处于政治上，工作上被信任被需要被理解的地位，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⑥——希望“被信任、被需要、被理解”，这几乎是历史的当事人，新政权建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心理，而像舒芜、胡风这样的期待在新时代大显身手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一要求就越加迫切，对此无疑应给予理解的同情。但从以后的历史后果回过去看，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三被”就意味着舒芜、胡风们和党的关系的一个转折：从主动的合作变为被动的依附，服从。既然被党信任、需要、理解“比什么都重要”，那以后的接受改造，检讨，反戈一击，都是顺理成章的。 (责任编辑：admin) |